文/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導)
●藝術(shù)作品中即使是一個壞人，總還有一些正常人的生活細節(jié)，這可能是作家從某些普通人的生活習慣上借用過來的，不能因為有某種符號上或者細節(jié)上的相似就斷定這個壞人就是寫某某人。這應(yīng)該是文藝批評的常識
●構(gòu)成對崔永元的傷害的，恰恰是傳媒批評。我指的是傳媒界有意無意地利用《手機》在做文章，或暗示或直接地把《手機》與崔永元聯(lián)系起來，制造出各種新聞
●傳媒批評，是文藝批評的一種新型的形態(tài)，而且在當代文學藝術(shù)領(lǐng)域的作用越來越大，甚至左右了文藝作品在市場和社會上的運行，以及文藝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溝通。而嚴肅的專業(yè)批評的缺席也造成了傳媒批評的泛濫
我在幾年前寫過一篇討論傳媒批評的文章，本來還想繼續(xù)探討下去，只是因為忙別的事就擱置下來了。這幾年網(wǎng)絡(luò)發(fā)展推動了傳媒批評，成為當今文化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種批評形式。日前從網(wǎng)上讀到崔永元怒斥馮小剛導演的《手機》的談話，這本來是一篇發(fā)表在北京一家刊物上的談話，現(xiàn)在被廣為傳播了，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引起不少人困惑的是，崔的談話僅僅是私人的發(fā)泄還是一種文藝批評？我覺得簡單地判斷一篇批評性的文字是否屬于文藝批評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為廣義地說，對文藝作品的任何批評都可以稱之為“文藝批評”，但是，冠上了“文藝批評”的文章也未必就比一般非文藝批評的文章多了幾分真理。關(guān)鍵是說話的本身有沒有批評的邏輯和充分理由。
因為我沒有看過《手機》，也沒有看過馮小剛導演的任何一部賀歲片，所以對于崔永元的指責和批評，無法從事實上來判斷其對錯。這篇談話中包含了崔永元的某些藝術(shù)觀點，是很有價值的，比如他提出藝術(shù)家應(yīng)該對人和人生有誠實的體驗，反對電影電視創(chuàng)作中的庸俗傾向，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從崔的講話本身內(nèi)容而言，我覺得有關(guān)批評和批評方式等問題還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比如，崔本人在沒有看完片子的前提下，怎么就能憑劇中《有一說一》來斷定就是影射《實話實說》？當然馮小剛和劉震云確實是從崔永元那里得到過許多關(guān)于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的生活和工作的知識，但不能僅僅憑這樣一些表面符號的類似，就斷定這部影片寫的就是崔永元。藝術(shù)作品中即使是一個壞人，總還有一些正常人的生活細節(jié)，這可能是作家從某些普通人的生活習慣上借用過來的，不能因為有某種符號上或者細節(jié)上的相似就斷定這個壞人就是寫某某人。這應(yīng)該是文藝批評的常識。這么說并不是否定崔永元的這種指責，只是覺得，要指責影片影射了崔永元以及《實話實說》節(jié)目，還需要從影片本身的許多細節(jié)里找到證據(jù)——這就是一篇合格的文藝批評的任務(wù)。如果真是一篇認真的文藝批評，就應(yīng)該從影片細節(jié)的分析出發(fā)，來討論這里有多少成分來自崔永元提供的細節(jié)，以及有沒有對崔永元構(gòu)成實質(zhì)性的傷害。
而現(xiàn)在，構(gòu)成對崔永元的傷害的，我就事論事來說，恰恰是傳媒批評。我指的是傳媒界有意無意地利用《手機》在做文章，或暗示或直接地把《手機》與崔永元聯(lián)系起來，制造出各種新聞。比如崔永元的談話中提到的那個追著崔永元問“你能對你的妻子負責任嘛”的記者，我覺得就是屬于職業(yè)道德很差的記者，而這樣的記者制造出來的大量傳媒垃圾填補了各種傳媒的版面。這樣的傳媒垃圾，對于一些刻意炒作自己(或作品)的人來說，可能是必須的手段，類似流行歌星制造緋聞之類，都是低級的傳媒批評，它不能不傷害到一些正派的人。魯迅當年就阮玲玉的死發(fā)表《論“人言可畏”》一文，這“人言”在今天來說就是一種低級趣味的傳媒文字。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比較高級的傳媒批評，其實，那位記者的專訪以及崔永元本人提供的“怒打手機”的談話，本身也只是傳媒批評的一種。我們可以從文本里看到，那位記者不僅是被動地記錄崔永元的談話，也不僅是一般地提出問題，而是不斷在制造話題，包括對馮小剛與劉震云的攻擊性批評，也可以說是在誘崔永元一步步進入一個預設(shè)的采訪圈套。在這樣的氛圍中，崔永元不可能從文藝的角度來分析這部影片所存在的問題。我從文章里讀到的，通篇是對馮小剛的怒氣沖沖的指責，雖然有可讀性但沒有說服力。比如有一段很機智的批評是用馮小剛歷年導演的賀歲片的片名來分析馮小剛其人的發(fā)跡史和“末路”，這有一點好玩，但沒有什么批評的力量。尤其是談話中不斷批評這個作品的床上戲太多，暗示有關(guān)部門對此審查不嚴，我是不以為然的。以為受到傷害而遷怒于電視審查制度的不嚴，我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這個例證也表明，傳媒批評雖然也是屬于文藝批評的一種，而且好的傳媒批評也同樣可以起到對文藝作品的讀解和批評，但是，傳媒批評從形式和性質(zhì)上說，它的隨意性確實是比較大的。
而且，就傳媒批評的性質(zhì)而言，它總是與宣傳炒作的功能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宣傳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幾年前我在接受一家記者采訪時順便說到了當時被炒作得正熱鬧的王朔與金庸大戰(zhàn)，立刻就看到了王朔的反應(yīng)，他先是贊揚我說得有見地，然后說，我的意見見報本身也是對他的一種宣傳，正是欲治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覺得王朔說的有道理，以后就更加謹慎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即使批評意見也是如此。回到崔永元的談話，它的被發(fā)表和被炒作，真的能達到什么效果呢？最高興的是媒體，因為有了可以炒作的新話題；還有恐怕就是馮小剛，還有誰比這個煽動性的廣告更有宣傳的力量呢？崔永元不是對觀眾在做一個免費的《手機》廣告么？而對于制止關(guān)于崔永元的謠言卻沒有太大的意義。這場炒作，戲在幕后。所以，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倒是贊賞另一個也被涉及進去的主持人的話：“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予這樣的方式申辯。這樣，倒是對看戲的虛無黨和做戲的虛無黨的一個無趣的打擊。
我這里所要說的，都不是對《手機》和崔永元之間的是非的一個判斷，我也無意對此作出判斷。我只是借這個例子來說明當前傳媒批評和專業(yè)的(或者學院式的)文藝批評之間的區(qū)別。傳媒批評，是文藝批評的一種新型的形態(tài)，而且在當代文學藝術(shù)領(lǐng)域的作用越來越大，甚至左右了文藝作品在市場和社會上的運行，以及文藝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溝通。但是對于批評家如何關(guān)注傳媒批評，進而影響傳媒批評，這個課題至今沒有人去很好地研究。而且，嚴肅的專業(yè)批評的缺席也造成了傳媒批評的泛濫，就像這個談話被當作文藝批評來傳播，正是因為我們至今也沒有見到一篇有見地的對歷年賀歲片的藝術(shù)批評，也沒有見到一篇對于馮小剛導演風格上的優(yōu)點和缺點的擊中要害的批評。這才是我們批評家的悲哀和失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