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一片片城市廣場,成了沒有用處的擺設;一條條大馬路,背后隱藏著多少拆遷戶的不幸。日益浮華的城市也把政府拖入債務陷阱中。
中央政府嚴令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設中脫離實際的寬馬路、大廣場建設。但如果不能有力約束地方官員的政績沖動,這種暴發戶心態就將繼續制造種種城市浮華病
本刊記者/李徑宇
2月12日建設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國土資源部、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設中脫離實際的寬馬路、大廣場建設的通知》,有關城市美化運動中的弊病再次以社會問題的形態集中的展現在公眾面前。
美化還是丑化城市?
中國現在的城市建設有一種趨勢,馬路越修越寬,廣場也越修越大。似乎這就是現代化城市的標志。然而,當這種做法在全國各種城市遍地開花時,卻越來越暴露出了它們的通病。
以大廣場為例。長期關注中國城市美化運動的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在其著作《城市景觀之路》中指出,許多廣場的建設目的是為了展示、紀念和禮儀,而不是實用。許多城市的廣場成了無人空地,成了擺設,缺乏對普通人的人文關懷,沒有基本的實用功能,忘記了廣場為誰而建。很多廣場,既沒有樹蔭遮陽,也沒有免費座椅供人休憩,并且還用鐵絲網將人拒之于草地之外。在廣場被拋光的大理石和花崗石地面上,人們舉步維艱、戰戰兢兢。
同時,廣場成了它所在城市“夸富”的場所,在這里,爬滿了金玉雕飾和各種華貴的裝飾。地方官員們不惜巨資,為廣場修建了大型噴泉、華燈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機關,而這些東西,由于運行費頗為可觀,不得不閑置或偶爾做一下演示,所以通常情況下是一堆廢物。另外,廣場往往被當作收奇獵怪的場所,許多廣場模仿的圖案化,往往毫無地方性特色,實際上是對城市形象和地方精神的污染。
事實上,更重要的是,廣場建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目前,由于各種廣場總是建在城市的中心地帶,拆遷量很大,投資動輒上億,并使成千上萬人離開故土,遷往新區,導致社會結構遭到破壞。與其他同樣需要城市中心土地的功能如商業需要相競爭,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并使城市的整體有機性受損。這些問題,被認為是此次促使四部委緊急叫停的主要原因。
暴發戶割斷城市歷史
寬馬路的建設也存在許多不切實際的問題。有的地方政府在規劃設計馬路時,往往將10年乃至數十年以后的馬路提前“實現”,以顯示其“高瞻遠矚”,而忽視了馬路的使用壽命,造成了人力、財力的巨大浪費。有的地方政府,將馬路修成景觀大道,恨不能將政府的功績都刻畫在這條馬路上,暴露出其嚴重的官本位思想和文化虛無主義傾向。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城市歷史很悠久,有濃厚的傳統。現在,傳統沒有了,惟一留下的是大廣場和寬馬路。全國的廣場都向天安門廣場看齊。”
一個城市的建設應當和這個城市文化的淵源,和它的歷史傳統各個方面應該有聯系的,而不是割斷歷史,割斷地方文化的特殊背景,去機械地和其他地方簡單地模仿。中國寬馬路和大廣場的建設,在許多地方完全是模仿動作,不規范而且到處是花架子工程。暴發戶心態滲透在城市美化行為中。
為浮華不惜制造不幸
四部委聯合下發的29號通知,以行政手段對寬馬路的大廣場的建設進行了“一刀切”。要求各地城市,一律暫停批準紅線寬度超過80米(含80米)城市道路項目和超過2公頃(含2公頃)的游憩集會廣場項目。并且,在此之前已經批準的2公頃以上(含2公頃)的游憩集會廣場項目,尚未竣工的,一律暫停建設;對已經辦理規劃、用地和開工批準手續,但尚未動工的,一律暫停開工;已經批準,但尚未辦理用地和開工批準手續的,一律暫停辦理用地和開工批準手續。
這種“一刀切”的口氣是非常堅決的,不容許有任何的商量余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認為,在這一刀切的背后,隱藏著的是各種各樣的矛盾。
首先,許多地方政府在修寬馬路和大廣場,是舉債行為,沒有根據自己的財力量入為出,用貸款的形式將幾十年之后的錢用了,也就是“在任市長變相剝奪后任市長財權”。許多新任市長下車伊始,就債臺高筑,苦不堪言。而新任領導不滿前任領導的城市規劃,將建筑推倒重來——許多城市的馬路經常處于翻修狀態。
另外,馬路和廣場的建筑,由于占地面積特別大,所以,土地糾紛不斷。許多地方政府,由于財力不足,沒有能力按市場價格征購土地,于是便使用行政暴力去低價掠奪。近年來,城市土地征用及房屋拆遷糾紛,已經成為中國公民上訪率最高的事件,成千上萬的失地公民,成為當前社會最不“安全”的因素。
政府并沒有像80年代末搞建設時簡單粗暴的向群眾集資,所以,老百姓以為這馬路和廣場是政府無償提供的。但不久,他們才會幡然醒悟,因為他們看到馬路上到處是收費站,廣場上到處是商業設施。原來,建設的成本還是要從公眾身上收回來。
毛壽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許多地方政府,又修廣場又鋪馬路,弄得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問題是,老百姓的的房子卻很差。政府對一些公共服務事業,諸如教育,文化,科技等的支出都嚴重不足,而對大廣場寬馬路的投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政績讓官員不顧一切
歷史上,廣場和馬路就是公共事務的集中體現,廣場的修建更是事關眾人的公共事件。但在中國浮夸而來的城市美化運動中,廣場和馬路的修建幾乎沒有公眾意見的參與,而只是地方官員的一廂情愿。
毛壽龍認為,中國官員的政績觀是廣場越建越大、馬路越修越寬的重要因素。以前,政府修樓堂管所寬馬路不算政績,但現在,許多官員卻能因此而得到升遷。在這種新政績觀的引導下,地方官員為了討好老百姓,也為了自己任上出政績,各個城市就紛紛破土動工。造成的后果是,城市發展了,政府虧空了,農村落后了。
現在,29號文件下發后,以一刀切的方式剎住了所有的大廣場和寬馬路建設,這勢必給一些正在搞此類建設的城市造成不小的損失,有的城市,在被重新審查后還可能將工程縮建,損失就更大了。但是,毛壽龍說,“不采取中央政府集權的手段,目前,實在是難以遏止這種不正之風。”從這一意義上講,這個文件是中央政府的無奈之舉,也是不得已的,當然也再次體現了此屆政府“以公共服務為本位”的決心。
當然,只依靠四個部委的一個文件,只能是權宜之策,并不解決根本問題。從長遠來說,中國要根本杜絕此類事件,必須建立和加強民主政治的約束機制,完善人大監督制度,建立人事考核制度和政績考核標準,加強對地方政府財政的剛性約束。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為:權力催生城市浮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