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2日電 法制日報報道：邵亞軍今年52歲，曾任江西省弋陽縣縣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局長。在任期間邵亞軍貪污公款三十余萬元，收受他人賄賂十多萬元，共計貪污和收受賄賂四十五萬九千余元。2003年經江西省上饒市檢察院公訴，上饒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以貪污罪和受賄罪兩項罪名判處邵亞軍有期徒刑18年。邵亞軍不服提出上訴，日前，江西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邵亞軍最終獲刑17年。

　　身為縣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局長，邵亞軍是如何成為“階下囚”的呢？

　　邵亞軍罪行的敗露或許算是一個“偶然”。2002年10月，邵亞軍剛從德興市公安局調到弋陽縣工作二十多天，他在德興市公安局的下屬，經偵大隊原副大隊長舒影靜就出事了。10月16日，舒影靜被德興市紀檢委找去談話，接著就被“雙規”。德興市檢察院很快介入此案，并決定逮捕舒影靜。隨著偵查工作的深入，辦案人員驚奇地發現，一個小小經偵隊不僅有個存款高達二百萬元的小金庫，而且這里面還牽扯到舒影靜的老領導———邵亞軍。

　　據舒影靜供稱，小金庫里錢的來源是經偵大隊歷年辦案中的罰沒款及贊助費。從1999年夏天到2002年春天邵亞軍分20次從她手上拿走了一百萬元，一般都是邵亞軍讓她拿錢，她就從小金庫取錢，然后直接送到邵的辦公室。多則一次十幾萬，少則四五萬元。舒影靜說，他要這么多錢具體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到哪玩兒吧，我只知道有25萬元買了汽車。

　　拔出蘿卜帶出泥，邵亞軍的貪婪嘴臉就此浮出了水面！

　　舒影靜初落法網，邵亞軍還曾抱有僥幸心理，他企圖干擾調查，逃避法律制裁。

　　佯裝不知干擾辦案也徒勞

　　邵亞軍，1968年參加工作，1973年入黨，其父母都是離休老干部。邵1970年底入伍，1976年初退役后被分配到德興市公安局工作。邵亞軍從一般民警一步步走上刑偵大隊副隊長、大隊長、交警大隊教導員、公安局副局長、局長的領導崗位，2002年9月調任弋陽縣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局局長。身為一名“老政法”，在舒影靜落網后，起初，邵亞軍也和其他貪官一樣，不但不如實交待問題，反而千方百計地干預調查工作。

　　檢察官找邵亞軍談話，他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沒有任何經濟問題，只是從舒影靜手上要過25萬元用于買警車。邵亞軍甚至裝出一無所知的樣子：“聽說，2002年對德興市公安局審計時，發現經偵大隊的‘小金庫’有好幾百萬元，我很震驚。我當局長的那些年，大會小會都講要嚴格按‘收支兩條線’辦事，局黨委還專門研究制定了具體措施，半年一小查，年終一大查，發現問題后還處理過個別派出所長。”

　　更為惡劣的是，2003年2月的一天，邵亞軍把一張寫有“說東西給了王健(原德興市公安局副政委，病故)”的紙條通過秘密渠道傳給羈押在某看守所的舒影靜，企圖嫁禍于死者，來個死無對證，致使舒影靜突然翻供。而再狡猾的狐貍也逃不過獵手的眼睛，舒影靜最終還是供述了翻供的原因。在事實面前，邵亞軍不得不作出如實的供述。

　　2003年4月上饒市檢察院決定對邵亞軍立案偵查，5月12日對其執行逮捕，隨后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訴。

　　經查證，1998年4月至2002年9月，在邵亞軍擔任德興市公安局長期間，該局經偵大隊將辦案中追繳的贓款及部分贊助款，不上交公安局財務，而是私設“小金庫”，錢賬都由舒影靜直接管理。邵亞軍不但明知這樣做是違法違紀的，還多次從“小金庫”拿走八十多萬元，并囑告舒影靜不要將他拿錢的事告訴別人，也不要記在賬上。邵亞軍從這些錢中貪污了32.9萬元。檢察機關同時查出，邵亞軍在任德興市公安局長期間，臨川市三建公司項目經理徐景賢得知該局需新建看守所大樓，多次找邵亞軍要求承建該工程，并表示按工程款的5%給邵亞軍酬金。1999年下半年邵亞軍將工程給了徐景賢，爾后邵亞軍先后10次收受徐景賢送的酬金人民幣13萬元并用于其購買商品房。

　　據介紹，邵亞軍貪污受賄的公款，其中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包養情人上。

　　局長“要錢”原來為了“包二奶”

　　2001年春的一天，邵亞軍到南昌出差，晚飯后在某歌舞廳結識了坐臺的A小姐。A小姐時年21歲，嘴巴很甜，迷得年近五十的邵亞軍竟肉麻地對A小姐說：“我喜歡你”。邵亞軍自稱姓張，是搞工程的老板，兩人互換了手機號碼。一個月后，邵亞軍跑到南昌，把A小姐約到賓館吃飯，并開房間與A小姐發生了性關系。據A小姐交代，邵亞軍不僅主動付給她“性交易費”5000元，而且叫她不要坐臺了，去做生意，資金由他解決。據邵亞軍供述，2000年下半年，A小姐跑到北京做服裝生意，打電話向他要8萬元“本錢”，他當即答應，并向舒影靜要了10萬元，給A小姐匯了8萬。過了一段時間，A小姐又從北京給邵打電話，稱進貨資金不夠，邵二話沒說又匯給她2萬元。過了幾個月，A小姐從北京轉到滿洲里做生意，稱進貨需要錢，邵亞軍又匯去4萬元。據查，邵亞軍只和A小姐發生過二次性關系，為什么會給她這么多錢呢？邵亞軍這樣交代：“我想和A小姐保持長期關系，所以就盡力滿足她的要求，別的沒多想。”而A小姐則說：“他是我的客人嘛，他和我上床就應該給我錢，再說他都這么大年紀了，和他相處就是為了錢嘛。”

　　1996年，邵亞軍在德興市某舞廳認識B小姐后，兩次帶B小姐到上饒、南昌去玩并發生了性關系。1997年B小姐以開歌舞廳為由向邵亞軍“借”2.5萬元，邵立即如數奉上；2002年11月B小姐去上海打工向邵亞軍“借”6萬元，邵亞軍又是二話沒說……

　　2002年上半年，邵亞軍在上饒某酒店吃飯，結識了在某單位工作的C小姐。其后，邵亞軍每次到上饒都約C小姐出來“談情說愛”，先后送其白金項鏈一條、手機一部、手表一塊和現金一萬元。

　　僅舉上述三例，邵亞軍糜爛的生活可見一斑。歸案后，邵亞軍認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并作了痛苦反思：“我是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干部，走到今天，真對不起組織、家庭和父母。這些年我放松了學習和人生觀、世界觀的改造，總覺得工作干好就行了，學習不學習都一樣。現在看來，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時代，放松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吸收腐朽的東西就會很快。當一個人把法、道德、制度全拋在腦后時，就沒有抵抗力了，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鄧亞兵 王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