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與世長辭。他的病情在這年六月加重,七月,中央決定對喪事預作準備,指定專人起草訃告和悼詞文稿。本文作者周啟才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參加了訃告和悼詞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澤東逝世后政治局討論這兩件文稿和治喪事宜的會議,親歷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過程。
突如其來的任務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中央辦公廳主任、政治局委員汪東興打電話急促地對我說:“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馬上到懷仁堂正廳等候,中央有緊急重要任務交你們辦。”我立即打電話告訴了李鑫,不到一刻鐘,我們氣喘吁吁地來到懷仁堂。只見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腳步匆匆地向正廳走來。進入正廳,他們站在那里,沒有落座。紀登奎神色凝重,面帶哀傷地對我們說:“中央領導同志派我們來向你們傳達一項緊急重要任務,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醫療組的專家們精心全力治療,但從病情發展看,不幸事件隨時可能發生。中央決定,喪事要預作準備,指定由你們二人負責起草訃告和悼詞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強,時間要求緊迫,你們要盡快完成,保證中央使用。”說完,他們轉身急匆匆離去。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任務,我們驚愕萬分,一時不知所措,竟不約而同失聲哭起來。不一會,汪東興秘書打來電話說:“東興同志指示你們就在懷仁堂正廳辦公,這里環境安靜,也有利保密,生活問題已布置警衛局服務科操辦。”毛主席的訃告和悼詞怎么寫?多長時間內寫出來才能保證中央使用?經過討論,我們感到中央要我們完成的任務和要求,已經明確,當下我們需要的是讓思想情緒趕快穩定下來。我們先起草了訃告文稿,而后草擬了悼詞文稿。悼詞文稿沒有沿用以往慣例寫毛主席曲折、光輝的革命簡歷。因兩個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況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務完成后,我們電話報告了汪東興,并請示是否將兩件文稿送他閱轉中央。汪聽后說:“兩件文稿,由周啟才親自加封,親自保管,暫不上報中央,什么時候上報,待命。”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辦公室,密封好兩件文稿,鎖在我專用的保險柜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北京有較強震感。為了保證黨中央工作的正常運轉,秘書局工作人員于當天搬出了辦公樓,在樓南臨時搭建的軍用帳篷內辦公。我保管的訃告和悼詞文稿,裝在一個小保險箱里,親自轉移到一個絕對安全部位,直到恢復正常辦公,又封存在我辦公室的保險柜里。
江青陰謀未能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逝世。清晨五時十分左右,汪東興同志打電話到我辦公室,他哀傷地對我說:“老周,你帶上那兩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會議廳來,政治局等著討論。通知李鑫也來這里。”我急速打開保險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樓直奔毛主席住地會議廳。半路上看到汪東興正在毛主席住地外邊馬路上來回踱步,不時地朝我來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著我們。汪對我說:“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兩點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開到五點。江青在會上搗亂,干擾會議議程。現在政治局正等著討論訃告和悼詞文稿,你趕快進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會議廳,廳內燈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華國鋒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幾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發椅上,并把文稿啟封。
這時,江青從會議廳大門進來,她邊走邊叫:“我還是要求政治局討論鄧小平的問題,今天會上要作出決定,要把他開除黨籍。”這句話她重復了好幾遍。此前她在會上就曾提出這一問題,經與會大多數政治局成員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現在她又舊話重提,會上無人吭聲。華國鋒怒視著江青,當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華國鋒拿起茶幾上的兩份文稿,環視了一下會場,說:“現在繼續開會,討論中央預先準備的訃告和悼詞文稿,今天主要討論訃告文稿,會上要定下來,下午要對國內外廣播,時間很緊;悼詞文稿也過一遍,不討論,會后印發給大家,另擇時間開會商定。”
華指示我把訃告文稿在會上讀一下。訃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發布,定名為:《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全文二千五百多字。我以較慢的速度讀完后,華國鋒說:“大家看有沒有原則性修改或補充意見?有,請提出來討論;如沒有,我意先送中辦秘書局印刷廠加急排印,印出清樣,人手一份,我們再仔細推敲定稿。”與會成員同意華的這一意見,不到一小時印出了清樣,我在會上分發給與會成員。在排印訃告文稿期間,李鑫在政治局會上讀了悼詞文稿,華國鋒批示后,交我會后印發政治局各成員。經過討論,會議一致通過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決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時對國內外廣播。
悼詞文稿的討論過程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開會,討論毛主席悼詞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的有關事項。中辦秘書局通知悼詞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會議。
下午兩點多,汪東興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會堂的臨時辦公室,對我說:“有兩件事你代我報告國鋒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會議,我不能去參加,我要在這里保護毛主席的遺體,你替我向國鋒同志請假。二是,悼詞文稿我看過三遍,認為基本可用。有一條補充意見,就是在悼詞文稿的適當地方加上毛主席講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條重要指示。我認為加上毛主席這條指示,很有必要。”我說:“好。我馬上就去懷仁堂,國鋒同志一到我就向他報告。”這時已是下午兩點半,我走出大會堂北門,乘車進新華門直到懷仁堂會場。
下午兩點五十分左右,華國鋒到達會場。我向他報告了汪東興請假和對悼詞文稿的意見。華聽后說:“保護好毛主席遺體,任務十分重大,也十分艱巨,東興同志不能離開,可以請假。會后你把會上討論的情況向他匯報。”稍停片刻,華接著又說:“東興同志提出悼詞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這是一條重要意見,我很贊同,開會時,你可以代他把這個意見在會上講一下。”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陸續到達會場,最后來的是江青。她身著黑衣,走到離會議桌不遠處,大聲叫道:“許世友同志,前幾年有件事我對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許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許握手。而許世友對江青這種沒話找話,想拉近乎的表演,給以無聲的回擊。他不言不語,正襟而坐,雙臂下垂,目視前方,對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尷尬、難堪,只得把手縮回來,紅著臉低著頭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三時整,華國鋒宣布開會。他讓我把汪東興對悼詞文稿的意見講一下。我轉達了汪東興同志的兩點意見后,華國鋒說:我認為東興同志這個意見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對我們黨的建設意義重大而深遠,我們要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這條重要指示,我贊成加上。說完,他看了看旁邊坐著的葉劍英和李先念。這時,王洪文側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頭看了看張春橋,張春橋緊閉雙眼,默不作聲。姚文元則低著頭翻看悼詞文稿。
葉帥發言說:我同意國鋒同志的發言和東興同志這個提議。“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給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引導我們黨沿著馬克思主義道路前進的指南,在主席悼詞中加上這條重要指示,對我們黨的建設和發展,意義非常重大。李先念發言說:國鋒和葉帥講得很好,我贊成東興同志的提議,悼詞中加上毛主席這條重要指示。接著,除了“四人幫”,所有到會的其他政治局成員都表態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當時坐在一起的“四人幫”個個沉默不語,既沒表示贊成,也不表示反對。華國鋒指著姚文元說:“沒人提出不同意見,那就把主席這條重要指示加到悼詞的適當地方。”當時姚文元被指定為會議上的悼詞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經過討論,對悼詞文稿的個別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經華國鋒審閱并把補充和修改的地方讀給大家聽后,政治局通過了這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反映當時政治背景的悼詞。
“四人幫”的搗亂
這次會議還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會由華國鋒致悼詞,王洪文主持,并對大會程序作了安排。會后,我根據華國鋒的交代,把會議情況向汪東興做了匯報,也談了“四人幫”在會上的表現。汪聽后說:這幾個人骨子里是反對悼詞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為主席就是批評他們針對他們講的。但他們看到,政治局多數人同意,他們反對也沒用,而且他們如公開反對加上這條指示,政治上就會陷于被動,所以他們不說話,不贊成也不反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百萬群眾參加,同時向全國轉播大會實況。下午兩點二十分左右,我到達天安門前東觀禮臺下面的休息室,檢查了各項準備情況。兩點五十分左右,規定在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宋慶齡等全部到齊。我將到齊的情況報告給華國鋒。當時他在休息室外面與汪東興交談。華國鋒讓我回休息室再講一下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臺上動作不一致。
這個程序是:在追悼大會開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按順序走上追悼會高臺,先面向廣場群眾;追悼大會開始,當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時,大家向后轉,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后,再轉回來,面向廣場群眾。我剛說完,張春橋發難說:“那怎么行?轉過去,屁股對著廣大群眾,不行!”“四人幫”其他成員也跟著說:“是啊!屁股不能對著廣大群眾啊!”我說:“這個程序是上次政治局會議上定的,因為毛主席遺像豎立在大家站的高臺后面,向遺像三鞠躬必須向后轉過去才行。”葉劍英、李先念、吳德、許世友等都說:上次政治局會上已經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辦!“四人幫”沒再吭聲。我把“四人幫”的這一情況報告給華國鋒,華說:“這是他們故意搗亂!”
追悼大會于下午三點準時開始,三點半宣布結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摘自《世紀》2004年第3期、作者:周啟才
來源:上海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