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清末維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戌維新慘遭失敗，“六君子”被屠殺，流血政變后，康有為和梁啟超受到清政府滅族緝殺的通令，流亡異域，四海為家。以后又因保皇、“勤王”，幾次參與復辟活動，與孫中山等革命派水火不相容。康有為輾轉港澳、東南亞等地；1913年回到國內后，也大半托庇上海、青島、大連租界。吳昌碩曾為康有為治印，文曰：“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可以概括1898—1914年間康有為的行蹤。

　　這一時期他們是如何維持生計的呢？

　　百年后的讀者們恐怕不大清楚。我多年來查閱確切的史料證明，當時康、梁已開始經營出版、報社、文化企業以至于房地產，一句話：依靠在國外華僑區和上海租界等地創辦實業。

　　康、梁以實業互助

　　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會”名義、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華人、北美和大洋洲華僑出售股票、募集資本，創辦“廣智書局”(位于上海外灘租界)和后來的“新民叢報社”。梁啟超以提供文稿作為“技術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遙控。僅1902-1903年間，就分得“新民叢報社”的紅利上萬銀圓；當時一塊銀圓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70多元。這時，康有為遭到清政府雇傭的殺手追殺，被迫避居印度大吉嶺，經濟窘迫，很快得到他的弟子梁啟超匯款180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13萬元。

　　康有為不久也在海外經商、做地產生意，以保障活動經費。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春節，康有為訪問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當時墨西哥城正籌款修筑有軌電車。康有為利用各地華僑提供的捐款，購置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地產；不久以后，這些地價上揚好幾倍，得到十多萬銀圓(墨洋)的贏利。

　　這時，梁啟超主持的“廣智書局”卻因經營不力而遭到虧損。于是，作為老師的康有為，又反過來資助這位得意門生，提供經濟援助。他保證解決梁啟超本人及親屬的生活費，寫信問梁啟超需要多少錢。梁回信說：每年費用3000銀圓(合今人民幣20萬元)。康有為立即撥付，給梁啟超本人3000銀圓、給他在澳門的家屬1000銀圓、給梁的兄弟學費每年1000銀圓，共計500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5萬元。

　　康、梁流亡國外，依靠海外華僑和日本友人的贊助，仍從事政治活動。

　　康有為原有的住宅

　　1912年，康有為的母親勞連枝與大太太張云珠住在香港亞賓律道3號；康有為與三太太何旃理，住在日本神戶須磨的雙濤園。雙濤園是華僑麥家的別墅，梁啟超也住該處。康、梁是師生，比屋而居，朝夕會面，康有為在不少信札、日記中記載這段時間的生活，引為歡樂。這一年3月23日(陰歷二月初五)，康有為在須磨雙濤園做55歲生日，賓客甚多，非常熱鬧。美中不足的是三太太何旃理年僅22歲，是在美國生長的華僑，見多識廣，英文又好，而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44歲，出身封建官宦家庭，自視甚高，因此相處不融洽，康有為因之與梁啟超分居，遷去須磨湖邊。

　　中華民國成立后，1913年康有為由日本回國。由廣東士紳鄧華熙(1826-1917)等人聯名請求，廣東政府決定發還被清朝抄沒的康氏家產。康有為在廣州的原有住宅，是曾祖康云衢購買詩人張南山的聽松園改建的，稱為“云衢書屋”，因修筑馬路拆毀，不能原物發還；官方便把回龍舍分配給康有為，加發官產，作為對康有為15年損失的賠償。回龍舍，是在廣州永漢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原屬周東生所有，因抄家沒收變為公產。1916年2月，二太太梁隨覺曾住廣州。康有為遷居上海后將廣州回龍舍售出；幾年之后，又平為馬路，稱回龍街。

　　康有為既然決定常年定居上海，就變賣了廣東的房產，在上海買入地皮。轉眼上海地皮飛漲，康有為從中獲利很多。

　　上海新閘路辛家花園

　　1914年6月，康有為租賃了上海新閘路16號辛家花園(今新閘路1010號新亞藥廠)并定居下來。這是一座如同“大觀園”式的住宅，占地頗廣，曲橋樓閣，圍以紅墻。園主人原是猶太人辛溪。后來園主破產，用發售彩票的辦法拍賣，盛宣懷家中了彩。這座園林落入盛宣懷家，但一般上海人仍然習慣稱為“辛家花園”。康有為向盛家租住，每月租金120銀圓，年租金1440銀圓(合今人民幣約10萬元)，一住就是8年。1917年春，康有為六十花甲壽筵，即在這里舉行。

　　這所花園住宅占地十畝，花木成林，曲徑通幽。進門有一條長約30米的木橋，過了橋，有走廊貫穿兩個亭子，院子中間有一個池塘，走廊的近水處可以坐著釣魚。池塘的中間有水亭，一座七曲橋連到岸上。院子里有兩座宮殿式的二層建筑，分別題名“游存樓”和“補讀樓”。還有許多平房，稱為?清院、蓮韜館和聞思齋等。園中有假山，有紫藤棚、葡萄架，還養了大龜、海狗、袋鼠等觀賞動物。

　　1921年元月康有為遷出后，盛宣懷的妻子把庭院捐獻給佛門，改為清涼寺，一時與玉佛寺齊名，成為舉行喪禮、追悼會的場所。辛家花園一度為清涼寺住持私自出售，盛家通過法律訴訟又贖了回來，改建為里弄房屋。

　　康公館、游存廬和天游學院

　　1921年，已屆64歲的康有為，又在愚園路(當時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購地皮10畝，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住宅，取名“游存廬”。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館”著稱。這座康公館的門牌原是地字34號(后改編為192號和194號)，筑有兩幢西式樓房。1926年3月，康有為就在這臨街的一幢二層樓內，開辦了“天游學院”。

　　“康公館”大院內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延香堂”，樓上樓下共有十間房，底層有一個很大的客廳。庭園中間，有一座傳統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康有為根據《荀子·禮論》云：“天為生之本，祖為類之本，圣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稱為“三本堂”。廳里還供著戊戌政變從容就義的“六君子”之一康廣仁的遺像。

　　此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這是仿新閘路簡照南園中的竹屋興建的(簡照南，廣東番禺人，僑居蘇門答臘，上海南洋煙草公司創辦人，與康有為長相往來)。外形用竹料搭蓋，里面是木結構。外竹內木，充滿自然情趣，是康有為招待朋友和休息的所在。還有一些附屬建筑，用作廚房、倉庫和雇員的住所。

　　院子里挖了一個曲折的大池塘，上架兩處木橋，大池內可以劃船。挖出來的泥土堆成一座假山，山腰有茅亭裝點。各處種有1200多株樹，有從日本買來的櫻花400株，從蘇州買來的紅梅數十株，有桃花400株，還有稀見的開綠色花的梨樹。池邊舍旁搭有爬滿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種了很多菊花和玫瑰。還養了一些觀賞動物，包括兩只孔雀，一只猴子，一頭麋鹿，一頭驢子，大池中游弋著500尾大金魚。

　　“游存”康公館的龐大開支

　　無論在“游存樓”還是“游存廬”，康有為家中成員龐雜，除了元配夫人張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還有5位妻妾和6個未婚子女，日常侍候這些老爺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個女仆、30多個男仆、廚師等雇員。有兩個看門的印度人，以卷起來的白布包頭，滿臉絡腮胡子。另外還有川流不息的前來寄居的門生故舊和食客，少則十余人，多則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賓，模仿戰國時期孟嘗君的古風，叫做“養士”。

　　康公館的生活算得上“鐘鳴鼎食”之家。這么多的賓主成群，光是消耗上白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購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車運輸，每月單伙食費就要花費400銀圓以上。

　　男婦雇員每人月薪平均12銀圓，共計每月支付工資500銀圓。

　　康家5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燈；此外還給女兒每人每月發零用錢5銀圓，兒子每人兩銀圓。每月也得幾百銀圓。

　　康有為不斷與外界聯系，時常“通電”對國事表態，據說電報費每年可達上千銀圓。

　　再加上婚喪喜慶應酬費等等，總開支平均每月2000銀圓左右。

　　總之，康有為55歲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間，每年花費不下兩萬銀圓，大約折合今日人民幣80萬元左右。

　　康公館這樣浩大的開支，錢從哪里來？一部分是憲政黨給的。康有為長期是憲政黨的黨魁，接受憲政黨供給的生活費。有次保皇會在海外募得基金100萬美元，曾以10萬美元給康有為作游歷各國“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購買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為曾以這些古物開過展覽會，也出售一部分彌補生活費。

　　至于大軍閥、大官僚對康有為“饋贈”金銀，賬目無從統計。例如，康有為在青島去世時，山東軍閥張宗昌就送來3000銀圓(有人說是3萬銀圓)。

　　康有為出售書法

　　康有為平時還通過出售他的書法作品賺錢。

　　從現在找到的康有為三件“書法潤格”，可以看出“賣文售字”成了他晚年重要活動之一。第一件是設在上海三馬路(今漢口路)和北京竹斜街兩地的“長興書局”在1917年《不忍》雜志上刊登的賣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設在上海三馬路口的北京廠甸海王村公園的長興書局在圖書《物質救國論》末頁的賣字廣告；第三件是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鬻書例”。

　　康有為的書法格調古樸高雅，或渾厚雄健、或瀟灑奔放、或飄逸流動、或拙中見巧，多姿多彩，各有奇趣。他在宣紙上書寫各種墨跡，得心應手，游筆有余。康有為在報刊上登載賣字潤格廣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書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書潤例告白”，中堂、楹聯、條幅、橫額、碑文雜體，有求必應，無所不寫。

　　康有為的書法，價格(雅稱為“潤格”)如何呢？“中堂七尺者三十圓(銀圓)，每減一尺減二圓，每加一尺加二圓；小橫額三尺內二十圓。磨墨費加一(圓)。”至于為廳堂樓閣題寫“匾額”，價格就更高了。當時的官僚、地主、軍閥、富商，附庸風雅，趨之若鶩，紛紛收藏康有為的字書，據說此項收入每月就在1000銀圓左右，合今人民幣四五萬元。

　　也有人假冒康有為的書法。無錫富豪榮德生在太湖邊風景優美處修建“梅園”，托人以潤筆費500圓，到上海請康書“香海”二字，下署“南海康有為”，制成匾額，掛在閣前。后來康有為親臨梅園，才發現這不是自己的手筆，就說：“我沒有寫過這個匾。”主人愕然，又以潤筆費500圓，請康有為當場揮毫賜墨寶，替換原有的贗品。寫后，在原有匾額下題詩云：“名園不愧為香海，劣字何堪冒老夫；為謝主人濡大筆，且留佳話辨真吾。”

　　康有為晚年的交往

　　康有為晚年不甘寂寞，喜歡在“天游學院”和“游存廬”中，與海內外學者名士交往，如畫家徐悲鴻、劉海粟，女書法家劉緗、蕭嫻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塵，均是拜門弟子；書畫大師吳昌碩、詩人陳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徐勤和梁啟超在《致憲政黨同志書》中曾稱頌康有為：“先生以國為家。夙不治家人生產作業，每遇國難，輒毀家以圖紓救。居恒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這究竟是一種阿諛奉承還是嘲諷之辭呢？那就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1927年康有為去世后，“天游學院”隨即停辦。然而“游存廬”還“存”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繼承人為償還債務，被迫將“游存廬”出售給浙江興業銀行。該行將原有園林拆除，利用這10畝地皮，改建為“弄堂式”的居民樓房40多棟，名為“愚園新村”，迄今尚存。

　　扶乩問卜未避免農場失敗

　　康有為是“孔教總會”的首長，一度被譽為“圣人”。但他不像孔夫子那樣“敬鬼神而遠之”，相反，晚年十分迷信風水，熱衷于扶乩問卜。

　　康有為自命是一個善觀風水的堪輿家，屢因風水而購地建屋及修墓。1916年起，康有為幾次去江蘇茅山，看到幾處地方風水很好，購了幾百畝山地，作為母親勞連枝、弟弟康廣仁及三太何旃理的墓地。他為了母親的安葬，花了不少時間，尋找具有氣土特征的正穴，并在句容縣(現為居容市)開辟一個農場。可是他辦的述農公司(取其祖父號述之的“述”，取其父親號少農之“農”)終于失敗。

　　康有為晚年的別墅

　　康有為晚年，漸生“回天乏術”之感，有意安居頤養。又因妻妾子女多，所以四處筑屋。《游存廬落成詩》曰：“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獨樂始于今”，乃為當時康有為內心世界的寫照。

　　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在廣州花埭原有一所別墅。1921年冬至后三日，他在所作《上海愚園路游存廬落成賦諸公》一詩的小注中記曰：“吾以丁酉(1897年)筑別墅于花埭，亦被封，后撥還。丁巳(按：即1917年他參與張勛復辟)后，為當時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沒封，交學校使用。后迭撥還，而學校拒不遷去。”小注中述及“后迭撥還”，指1918年北洋政府下令，“除張勛外，復辟各犯一律赦免”。

　　康有為晚年修筑別墅有三處———杭州西湖的“一天園”，上海楊樹浦的“瑩園”和青島會泉的“天游園”。

　　杭州“一天園”

　　“一天園”，從1920年起，在突入西湖的丁家山建筑，基地三十余畝。此山原名一天山，有丁家居住山下，故俗名丁家山。丁家人絕，又改名一天山。自康有為建筑一天園，也有人稱為康家山。與花家山毗鄰，山不甚高，而能俯瞰全湖，足以清心悅目。山多靈穴，野玫瑰盛開時漫山如繡。此山突出湖面，后依麥嶺，三面無鄰，水天一碧。康有為關于一天園的記述甚多，主要有《一天園記》和《一天園詩十章》，從其中的描繪，可見康有為晚年沉醉于自然景色和花樹竹木之中，真有“天游化人”的心境。康有為建筑一天園，歷時4年，分11期完成。康同凝抄存了一天園各個建筑中懸掛過的匾額、條幅、對聯等，茲不贅述。

　　1927年康有為逝世，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為系“保皇余孽，占據公產”封閉一天園。雖托人說情，也未有結果。抗日軍興，杭州失陷，二太梁氏親生的子女三人，將一天園出售，從此風景絕佳的一天園逐漸湮沒。

　　上海“瑩園”

　　瑩園是康有為晚年修建的第二處別墅，1922年落成。此園地處上海楊樹浦，臨吳淞江，可遠眺日出東海，偶見海市蜃樓。瑩園的建筑比較簡單，康有為曾有《新筑別墅于楊樹浦臨吳淞江作》一詩。這座別墅筑成僅一年多時間，轉售給日本人。

　　青島“天游園”

　　天游園是康有為晚年生活中的第三處別墅，地址在青島福山路6號。原是1898年德國在青島設租界時建筑的提督署，當地稱之為“提督樓”。該樓筑于信號山坡，屋雖小而園甚大，望海綠波，盛暑不熱，是個好去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人撤離青島，為日軍占領。大戰結束，我國收回膠州灣，提督署成為官產。1923年康有為游青島，當時青島市長趙琪(軍閥張宗昌的部屬)招待康有為住入提督樓。康有為看上了這個好去處，就決定租賃；過了一年多又買了下來，改名“天游園”。此后每年夏天率親屬子女來青島避暑。

　　但是“提督樓”曾先后有幾個督軍一類的人物住過，最后都被槍斃，因此這座庭園被民間視為“兇宅”。康有為曾不在乎地說：提督樓的風水，犯了“白虎銜尸”的格局，購入后擬名“天游園”可改變格局，以克兇邪。但未及整修，1927年早春三月，康有為竟在青島一次酒宴之后暴卒。

　　七十壽辰與死亡之謎

　　1927年3月8日(陰歷二月初五)是康有為七十壽辰，原打算在濟南祝壽，后來改變計劃在上海設宴。得意門生梁啟超送來一副壽聯：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年七十矣！

　　奉觴豆于國叟，至歡忻于春酒，親受業者，蓋三千焉！

　　簡直將康有為比喻成“至圣先師”孔夫子。

　　前一日，徐良由天津抵達上海，帶來末代皇帝溥儀題贈的御筆“岳峙淵清”四字匾額和玉如意一柄，賀康有為七十壽辰。康有為向溥儀謝恩，起草《謝恩摺》計一千多字，由書記用小楷清繕，石印千份，分贈祝壽賀客。

　　康有為七十壽辰，正當北伐軍浩浩蕩蕩、聞風披靡之時。上海康有為及北京梁啟超兩家，均十分慌張。康有為想把全家轉移到安全處去，躲避北伐軍的鋒芒。3月18日(陰歷二月十五)離開上海去青島，據康同璧的記載說：“先君離滬時，親自檢點遺稿，并將禮服攜帶，臨年，巡視園中殆遍，且曰：我與上海緣盡矣。以其像片分贈工友，以作紀念，若預知永別者焉。”

　　據說在3月19日，康有為去一位廣東同鄉家中做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為食物中毒。延二十多小時；于1927年3月21日(陰歷二月十八)清晨5時斷氣。據說死時七竅溢血，尸體不僵。

　　關于康有為之死，有過不少傳說，究竟是何原因，尚是一個“謎”。(附注：1900年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70元；1911年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50元；1926年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36年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0元。)

　　來源：南方周末　　文／陳明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