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奧運會最終成為競奢斗富的游戲，它的本來意義就褪色了。而且，在預算不斷膨脹的過程中，危險正在來臨。不過幸運的是，中國開始冷靜下來

　　8月12日，澳大利亞奧委會成員鮑勃·埃爾芬森(Bob Elphinson)正在雅典等待著奧運會的開幕，當中國奧運場館“瘦身”的消息傳來時，他笑著對本刊記者說：“悉尼奧運會田徑場也沒有按照原設計建造活動屋頂啊。”

　　造價達6.9億澳元(約40億人民幣)、擁有11萬個座位的悉尼奧運會主會場號稱奧運歷史上最大的會場，而在建成前夕，計劃中的“活動屋頂”被取消了。

　　6年后，規模相近的中國國家體育場(原計劃投資近40億人民幣，擁有10萬個座位)也遭遇了同樣的“去頂”命運。

　　歷史似乎在重復。因此在埃爾芬森看來，中國此次奧運“瘦身計劃”“很正常”。

　　甚至從現在來看，由奢侈性的龐大預算轉變到理性的錙銖必較，似乎是一種規律。

　　事實上，早在數年之前，奧運會的“巨人癥”就遭致人們的警惕，“‘更快、更高、更強’是奧林匹克運動的格言，但是‘更大’體現了奧運控制一切的雄心”，德新社寫道。

　　這使得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憂心忡忡：“我們應該制止奧運會的膨脹——奧運會的規模已經擴大到了一個城市能夠承受的最大限度。”

　　羅格所擔心的是，如果奧運會耗費過于龐大，將使得其他財力拮據的國家不敢或無力承辦，尤其是一旦出現了巨額虧損的前車之鑒。這將使得舉辦奧運會只是一些大國的游戲。

　　但羅格此言或許拂逆了東道主的美意——奧運火炬從悉尼傳到雅典再傳到北京，東道主都希望把它舉得更高，燃燒得更輝煌。奧運并不僅是運動員和觀眾的游戲，它已經成為國家之間較勁的舞臺。

　　但是，如果奧運會最終成為競奢斗富的游戲，它的本來意義就褪色了。而且，在預算不斷膨脹的過程中，危險正在來臨。

　　有消息說，早在去年，國際奧委會就提醒過中國注意過于龐大的投資。幸而，中國嗅到了其中的危險，她終于冷靜了下來。

　　“這表明中國政府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對待”，英國皇家特許建筑師吳晨評價“奧運瘦身計劃”時說，“而不僅僅是錢的問題。”

　　“鳥巢”出籠之疑

　　2003年3月的一天，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梅季魁接到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電話，請他擔任國家體育場設計招標的評審委員會評委。“臨時通知我的，然后匆匆趕往北京，評委是奧組委挑的，但為什么挑我，是誰推薦的，有什么原則，我至今一概不知”，梅季魁說。

　　跟他一道擔任評委的還有6名外國建筑師和另6名中方人士，共13人組成評審委員會。中方的其余6人中，有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關肇鄴、前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筑學教授沈世釗，他們三人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另三人為北京市規劃委副主任黃艷、北京奧組委工程部部長平永泉和奧組委體育主任樓大鵬。

　　13個競標方案，其中境內2個，境外8個，中外合作設計方案3個，全都在活動屋頂上做足文章。因為活動屋頂是方案要求的前提條件，招標方要求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開啟式屋頂體育場。

　　投票分為兩輪，投票為不記名投票，第一輪汰淘掉7個方案，第二輪再從剩下的6個方案中選出了3個優秀方案——“鳥巢”、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的“浮空開啟式屋面”方案、由日本設計師和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設計的“天空體育場”方案。按原有的評審程序，評審會將三個方案上報即完成使命，但此時一位國內評委(同時又是官員)提出，還要在3個優秀方案中選出一個重點推薦方案。

　　這是一個令梅季魁意外且費解的提議，“我不明白這項提議的提出動機”。

　　當場只有周干峙一人明確表示反對，又一輪投票開始。評審委員會主席關肇鄴發現，“投票雖是無記名的，不過我們看見6個外國評委都是投‘鳥巢’。這樣，只要有1個中國評委投票給鳥巢，它就會中標”。而這項提議本身就是由一位中國評委提出的，局勢已經了然。

　　最后，除周干峙棄權外，“鳥巢”得了8票，以絕對優勢被推為“重點推薦實施方案”。

　　梅季魁說，評委們都簽下了保密協定，保證不對外透露整個評審過程。這一細節在后來遭到質疑：當初選擇“鳥巢”還是如今修改“鳥巢”的過程都是不透明的。

　　“如果一切程序合理，其實又有什么保密的需要呢？”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說。

　　土洋之爭

　　當前的一種趨勢是，對“鳥巢”及其產生程序的質疑，正演化為對洋設計和洋建筑的質疑——去年的一系列奧運場館招投標工作中，勝出的大多是外國設計師的作品。

　　實際上，當初“鳥巢”勝出之時，媒體和公眾充分表達了溢美之詞：“建筑形式與結構設計完美統一”、“屋面開啟方式簡單易行，造價較低”、“該方案在世界建筑史上有開創性的意義”等等。

　　而今，同樣的建筑在遭受著不斷的質疑。“鳥巢”沒有變，是標準在變、理念在變。

　　去年4月中外13個方案的競賽中，排名僅次于“鳥巢”的是北京建筑設計院獨立完成的“浮空開啟屋面”。但其主設計師之一——北京建筑設計院的王兵卻認為，“我們的方案當時沒有中標很正常，如果中標了，我們倒覺得很意外”。

　　根據王兵的解釋，當時的投標中似乎有種不成文的規則，沒有國外設計單位參與的方案很難中標。因為“我們喜歡世界一流、標新立異、求大崇洋”，盡管這與“中國整體的國情是不符合的”。

　　同樣，據參加了青島奧運場館評審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規劃系教授鄭光中介紹，去年12月青島市奧運場館開發建設指揮部面向國際征集方案后，有52家國內外設計機構應試，但在最初的概念設計階段，37家國內設計機構就被全部“淘汰”。原因很簡單：報名參賽者必須有濱海規劃設計經驗，或者有奧運會、亞運會等建設項目的相關設計經驗。而國內設計院很難有此資質。

　　2004年5月底，巴黎戴高樂機場發生坍塌慘劇后，國內建筑界掀起反思崇洋風的高潮，“院士上書”中也著重質疑這些奧運場館中充滿異域風情的建筑片面營造視覺沖擊，提高了工程造價，并忽略安全、實用、環保等建筑的基本要義。據悉，中央高層對院士意見高度重視，并要求2008年奧運新場館建設把握適度標準，切不可貪大求洋。

　　“先鋒的東西未必是先進的，我不反對外國建筑師在中國進行創造，但我反對強勢的文化輸出”，在“鳥巢”設計剛中標的時候，吳晨就曾提出過反對意見。

　　由最好的到實用的

　　青島，在2008年將承辦奧運會的帆船帆板項目。

　　從申辦成功之日起，這座城市就擬定了一個龐大的投資計劃，總投資780億人民幣。

　　這個奧運項目計劃中包括147項，按照與奧運會帆船帆板比賽的關聯程度不同，可分為奧運必備項目、奧運配套項目和奧運相關項目三大類。其中，奧運必備項目23項；奧運配套項目15項；奧運相關項目116項。

　　一直關注青島奧運場館建設情況的新華社記者劉海民說，在這個總投資中，直接與奧運掛鉤的也就100億元左右。

　　至于其他的投資，他分析說，青島市也想借這次機會大力發展局部地區，縮小青島的南北差距。

　　青島奧帆委的一位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青島上下都認為奧運對青島是“百年機遇”，提出了“標志性”和“前瞻性”的原則，力求精品工程，“北京提出要蓋最好的場館，咱能說蓋一般的？”不僅政府，老百姓也這樣想。

　　作為有機會從2008年奧運會分一杯羹的不多幾個城市，它們顯然不愿喪失機遇。北京市順義區奧管委的網站上也顯示，奧運水上場館預算將達22億元。但是，在奧運瘦身計劃傳出之后，主管工程建設的順義區奧管委副主任張守旺向記者澄清：“當時預算沒那么高，現在選址及預算工作還未結束。”

　　“實際上，由于帆船、賽艇等項目在中國推廣得不充分，奧帆賽場館不會像球類場館那樣有很大的后續利用率，場館方面對老百姓不會產生很大的直接利益，所以不應該在場館上投入過多的資金”，劉海民說。

　　而以過去舉辦奧運的經驗來看，大型場館的建設確實沒有必要投入太多。時至今日，很多舉辦過奧運的城市還在為大型場館的長期利用而發愁。埃爾芬森對中國奧運場館建設的建議是：“只有在確定有保留必要或者對當地社區有益的情況下，才考慮建設永久性場館及設施。否則，就用臨時性設施替代。”

　　青島賽區奧運場館建設專家評委會主任、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規劃系鄭光中教授也指出：“青島現在可以不把所有的配套設施都建設完備。可以用最少的投資、最小的占地來建設場館，很多配套的東西可以緩建或不建。”

　　這些呼吁，是近年奧運歷史總結出的經驗教訓，當然絕非只是針對青島。但是，似乎只是到了2004年6月“節儉辦奧運”呼聲漸強之后，才得到各方真正的重視。

　　財政主導下的“瘦身”

　　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副會長杜巍向本刊介紹，“在辦一屆最好奧運的高漲情緒和信念”下，地方“也希望借這次奧運的機會建設得好一些”。因此，在選擇方案時不斷要求“求新、求特”。

　　“國家請客，大家點菜”，有人用這句話來概括地方政府“奧運熱情”的背景。奧運本身就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如果有人買單，地方政府顯然有動力造出更大的計劃，提出更宏偉的設計，在自己的地盤上留下更多“標志性工程”。

　　“舉辦奧運會，中國采取的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運作形式，而不是通行的政府支持下的、市場為主的運作形式。因此，我們只能借鑒其他奧運會組委會的成功做法，而不宜也無法照搬他們的做法”，北京奧組委執委魏紀中說。他曾在北京奧運會申辦階段參與了2008年奧運會財務預算編制過程。

　　當時編制2008年奧運會的預算概算，中國得出的數字是總投資16.5億美元。這個預算在當時被認為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同時也與其他城市的預算近似。

　　但是，后來的情勢卻使外界對2008年的奧運會的預算控制持有疑慮。而更麻煩的是，由于中國獨特的奧運財政體制，外界難看清楚各級政府和奧組委及他們之間的賬本，也無法弄明白，政府與奧組會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是如何花錢，又是如何考慮賺錢的。

　　這樣，“財政預算不透明”就變成“奧運預算不透明”。以“鳥巢”為例，“39個億或是31億，具體是怎么來的？是財政預算之內還是另批，還是其他程序審批而來？又花在了哪些地方？”首都經貿大學公共財政專家焦建國對本刊說，這凸現了預算隨意性很強且嚴重不透明。

　　這種特殊之處很明顯地體現在北京奧運“鳥巢”項目上，“鳥巢”采取的是政府、民間資本合伙制，是由政府與民間資本合伙完成過去單純由政府完成的項目。

　　雖然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但是它并沒有依照國內外的經驗：先招業主運營方，然后再由運營方統一負責設計招標、建設招標。

　　“鳥巢”最終采取了特殊的財政安排，“政府的做法是，先把設計割開來，有了設計方案，再招業主、承建方，這就給以后三方的磨擦留下了后患。當時有很強的內部反對意見，我們也向政府提出，但沒有用。”北京奧運的財務顧問普華永道公司高級經理叢宏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三方沖突也為“鳥巢”設計的修改埋下了伏筆。

　　從狂熱向理性回歸

　　現在回過頭來看，變化從去年年中已悄然啟動。

　　這年8月，溫家寶總理在視察北京城建后兩次強調，要“勤儉辦奧運”。

　　但在當時，這位總理的話并沒有被外界認真解讀。在此之前，人們聽得更多的口號是：北京“要辦最好的奧運”。

　　2004年7月下旬，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屆七次全會上提出，要牢固樹立“節儉辦奧運”的觀念。

　　這句話因為“鳥巢”的隨后停工和奧運場館竣工時間的推遲，得到人們鄭重對待。其后，“最好的奧運”口號似乎淡出了媒體。

　　需要說明的是，“節儉的奧運”與“最好的奧運”并不矛盾，但兩句口號的此消彼長，顯示著中國政府對舉辦奧運的理念已經變化。

　　“我們全國上下都太把奧運當回事了”，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對本刊分析道：“在這樣情緒的影響下，我們辦奧運的指導思想就有問題，想拼命展示自己，認為辦奧運就得花錢。”

　　這位院士解釋道，過去提出奧運場館2006年年底完工，是為了向國際奧組委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時間運行和檢驗。但這樣做，在經濟上不劃算。在資金配置上，等于是提前支配了資金。而且，余下兩年的維護費也是筆不小的開支。

　　“從奧運會近數十年的歷史看，利用舉辦奧運會來展示自己的國家和城市幾乎成了所有舉辦城市的出發點和常用手法”，人們注意到，這種方式“主張一切從零開始，鋪張而風險很大”。

　　“我們現在要關注結果，”吳晨對本刊表示：“政府在非常謹慎地處理這件事情，已經下定決心在改了，所以這次修改的歷史意義遠遠大于它的現實意義。從這件事情中吸取經驗，以后會用更科學的程序來對重大項目進行決策和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