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自從1994年春節以后，鄧小平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至少一百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里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灑脫。1997年2月，鄧小平病危。這一次，境外的媒體沒有誰說什么。
告別政治生涯
鄧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辭職要求的。辭職信寫給黨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體中央委員同意了他的辭職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上，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頁的。黨的領袖的“終身制”在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領導集體從這一天真正開始了自己的歷程。當鄧小平的辭職公開時，不少老百姓認為，他辭職卻不一定會辭事。不過，我們從現有種種記錄來看，至少在那個時候，鄧小平已下決心不再過問臺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話說，“退就是真退”，他從今不再代表集體、黨和國家，亦不再插手中國大政。當日諸如《人民日報》這樣的官方報紙，全都大張旗鼓地說鄧小平“告別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這樣說地。“你們有事找我，我不會拒絕，但是不能像過去一樣。”他對中南海里新一代領導人說：“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會產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個什么樣地作用。”還說，“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地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地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地，是很危險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領導向第三代領導的過渡，回到家里，對家人說：“退休以后，我最終的愿望是過一個真正的平民生活。”
最后一次公開亮相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開，江澤民作了《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江澤民的聲音停止的時候，臺下掌聲雷動。會場外面，有一個人也在鼓掌，這是鄧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沒有到會場來，正坐在家里的電視機前，看著他的接班人讀完了最后一句，說“講得不錯，我要為這個報告鼓掌”，便獨自拍起手來。可是當時大會堂里這些人，并不知道鄧小平在和他們一同鼓掌，會一散，都問鄧小平為何沒來。大家一直期待著他出現在大會堂里。
鄧小平打定主意：再次到前臺走一趟。那一邊，會議已經閉幕，代表們全都覺得這場面缺少一個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這時，他身穿灰色中山裝，把腳踩在紅色地毯上，一邊邁步，一邊頻頻致意。七個常委會都跟在他的身后。兩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員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聲不息。他微笑著走了一圈，停下來和幾個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間，看看大家，對江澤民說了一句話：“這次大會開得很好，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然后轉過身去，擺一下手，飄然離去。眾人望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目不轉睛。他沒有再說“告別政治”這樣的話，在場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非常時刻”到來了
1997年2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么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愈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癥”，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里去洗臉刷牙，然后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里———眼鏡、手表、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里。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每天上午10點，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0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后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劃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在醫院看《鄧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O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樓的頂層，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于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部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臺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邊，把電視里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復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可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么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么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么吧？黃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
最終時刻到來了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里守著，一呼即來。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默然不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警衛秘書張寶忠想起應該互道“新年快樂”，就把大家聚到一塊兒。眾人舉起酒杯，說不出一句話，惟有淚千行。“希望咱們醫務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創造奇跡。”張在心里這樣說。
可惜沒有奇跡，九十三歲的老人又挺了十二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經衰竭，只能借助機器來呼吸。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么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現在，她心里明白這是最后的告別了，只是非到別人說出來，她是不愿意讓這種可怕的想法在腦子里面形成的。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么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時是21時08分。當晚京城晴空萬里，皓月當空。
向鄧小平告別
最先向遺體告別的是他身邊的那些工作人員。“眼睛一閉，總覺得首長還在辦公室坐著。音容笑貌老是擺脫不了。”王士斌說，“說實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樣，跟自己父母一樣。”另一個人是黃琳：“他的角膜也貢獻出來了，遺體也捐作醫學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里去了。”說著說著就又哭起來，“他什么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裝在我們心里。”他的確什么也沒有留下來，秘書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燒了。他們帶著他的內衣、外衣、鞋子和襪子，來到一座鍋爐房，把這些東西一一投進爐膛，烈火青煙中，看到一件帶著窟窿的內衣，眼淚再次掉下來：“這么偉大的一個人物穿著破了的衣服，誰能相信啊！”
宣武門大街上的新華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準備好的訃告。一陣混亂之后，大家終于想起該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斷正常的新聞，把那份訃告播發出去。那天深夜，睡覺晚的人如果打開電視或者收音機，都能聽到播音員的哽咽的聲音。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員在電臺和電視上哀聲宣告，一遍又一遍，幾百個城市里面，哀樂一刻不停，公共汽車全都披著白花和黑色絲帶。香港的三十八個地鐵站，哀樂持續了十分鐘。一列火車正從香港九龍出發駛往廣州，忽然汽笛長鳴。在北京，三O一醫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們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靈車將從這里走過，就在那里等著。“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八十二歲的老人一邊抹淚一邊說：“毛主席讓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都功比天高。”有一幫年輕人豎起了一面旗幟，上面寫著：“再道一聲：小平您好。”事后知道這是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的學生，他們人人手捧鄧小平遺像。人群中還有個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縣的一個農民，他和妻子乘汽車，轉火車，趕了一百二十公里路來到北京，直奔這個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說是來給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讓我們吃飽了穿暖了。”他哽咽著說。
24日，星期一，早上9點34分，一輛面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云密布，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 文 / 凌志軍 摘自《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