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寧奪得本屆奧運會乒乓球女雙和女單兩塊金牌后，一些媒體隨即便拋出一個重要命題，即“后王楠時代”已經(jīng)結(jié)束，張怡寧正在成為未來中國女乒的新領軍人物。

　　“后王楠時代”的結(jié)束或許是一個事實，但是“張怡寧時代”的開始，最好還是慎提。張怡寧的暫時成功究竟是否具有劃時代意義，還有待于進一步檢驗，匆忙做出“張怡寧時代”的定義，既不理智，也不嚴肅。

　　本屆奧運會，由于牛劍鋒、郭躍初次涉足，在如何適應大賽氣氛，盡快進入比賽狀態(tài)方面缺乏經(jīng)驗，使得這對擁有很強實力的選手單、雙打都沒能正常發(fā)揮水平。王楠雖然未進單打決賽，但雙打奪冠還是顯示了其良好的狀態(tài)和實力。在過去的一些重大國際比賽中，只要在決賽中與王楠相遇，張怡寧還鮮有勝績；而且在與牛劍鋒、郭躍等國內(nèi)選手的較量中也互有勝負。從這種意義上說，即便張怡寧打國外選手風卷殘云，如果打國內(nèi)選手不占絕對優(yōu)勢，領軍之路也不會一帆風順。

　　從另一個角度看，因為征戰(zhàn)奧運的一時成功，便過早地讓張怡寧挑上領軍的重擔，無異于給這位年輕小將套上了一副精神枷鎖。因為按照中國特色的思維定勢，既謂之領軍人物，就不光要有帶領女乒前進的勇氣和責任，更要在實戰(zhàn)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這一方面是完成領軍人物歷史使命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對“領軍人物”和“張怡寧時代”這一定義正確性的印證。所以，本來心理素質(zhì)就尚待磨礪的中國選手，又要因為這種非技戰(zhàn)術(shù)層面的東西而承載一份額外的壓力，過早地背上“我要如何”、“我必須怎樣”的思想包袱，無論對個人的成長，還是集體的進步，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我們愿意看到一個英雄群體，更愿意高呼中國時代。未來4年，希望中國女乒能夠涌現(xiàn)第二個、第三個甚至更多的張怡寧，從而呈現(xiàn)“千帆競發(fā)，百舸爭流”的局面，也向世人展示她們“各領風騷五百年”的風采。(方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