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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孫展(發自陜西)

　　位于距周原30公里的周公廟遺址，難道就是學者們多年苦苦尋覓的周王陵所在？

　　在一個流傳久遠的傳說中，一名叫姜的女子因為在野外踩上了上帝足跡而心動有孕。孩子生下之后，姜以為不祥，就試圖拋棄他。孩子先被拋棄在隘巷中，路過的牛羊都不踩他；又被拋棄在樹林里，卻被前去伐木的人抱回；第三次被拋棄在寒冰上，卻見一群大鳥張開翅膀來覆蓋他。姜終被感動，撫養這個孩子長大。這孩子就是周人的先祖——后稷。

　　根據文獻的記載，后稷最早居住地在“邰”，他的后代公劉將族人遷居至“豳”，至古公父時又遷居至“歧下”。《詩經》在描述這個過程時說，“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歧下。”在《詩經》中，這個“歧下”被描述成一片豐饒富足的土地，周人在此劃定田畝，筑建宮室，厘定官職，建立都邑。經過近百年生息，逐步積聚起“剪商”的力量。

　　千百年來，對于“邰”和“豳”的地點，后人一直爭論不休，但是對于“歧下”——這個周人的早期都邑，卻少有爭執。在文獻中，“歧下”一直被認為是在陜西岐山、扶風兩縣北部交界的地方——周原。但是，隨著距離周原30公里的周公廟遺址墓地在10月中旬發掘工作的開始，這個傳統的觀念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也就是說，“歧下”可能是在(狹義的)周原之外。

　　存疑

　　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中國的考古學者即開始進行尋找西周都城的工作。考古學大師石璋如是最早到陜西尋訪文獻中提到的周人發祥地周原的人，他當時還考察了周人在“歧下”之后建立的都城“京”和“鎬京”。

　　實際上，周原作為周人滅商之前的聚居地，不但為文獻所記載，也同時被此處自清代以來不斷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銅器所旁證。

　　著名的青銅重器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克鼎、散氏盤等即出土于此處。因此，當20世紀50年代，考古學者開始對周人都邑進行科學系統的考古調查時，目光首先聚焦到了這里。

　　而周原似乎也并沒有辜負眾人的期盼，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考古學者在此發現了大量周人的文化遺存。這其中既有層出不窮的青銅器窖藏、豐富的周代甲骨，也有大量的周人墓葬群、同時還有大型的建筑遺址。其中又以1976年收獲最豐。

　　當年，考古學者不但發現了鳳雛、召陳兩處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還出土了大量甲骨。至當年底，周原區域內的莊白村一號窖藏一次出土了103件青銅器，這是百年來周原地區窖藏出土青銅器最多最完整的一次。其中的青銅器墻盤上有銘文284字，詳細追頌了文、武、成、康、昭、穆等周王的偉績，為文獻中記載的周王世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說明。

　　以此種種發現，似乎都在提示人們一個結果——周原就是周人的早期都邑“歧下”所在。

　　但是，在這些豐富的發現中，也隱藏有種種缺憾。一是在此區域內發現的先周文化遺存(武王滅商以前周人的生活痕跡)并不多——如果這里就是古公父遷歧之所，那么至武王滅商時，周人在此應有百年的發展史，這在考古中應該得到不少證據，但是卻很少。同時，人們對在周原發現的大型建筑遺址的性質和具體時期存在諸多爭論，這也影響了以此為基礎的許多判斷。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周代王陵至今無跡可尋，雖然經過了考古學者在周邊區域的多方探尋，卻終無結果。

　　自1999年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陜西考古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組成周原考古隊再一次對周原地區進行新的田野發掘工作。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之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師徐天進開始對周原的性質產生了新的考量。

　　徐首先發現，在周原出土的有銘文的數百件銅器中，非姬姓貴族的銅器占92.18%，姬姓貴族的銅器只占7.82%，而且這些銅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這與周原的政治中心地位頗有不合。

　　對周原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以及銅器關系的重新思考，也使得徐對周原真正的地位產生了自己的看法：或許這些青銅窖藏和墓地以及大型建筑可能是三位一體的關系，它們擁有共同的主人。那么，在10平方公里的遺址面積內，姬姓周人又該居住何處呢？周原會不會只是西周時期不同氏族的貴族為中心的聚居區，而并非周人早期的都邑呢？

　　以此為出發點，徐天進帶領他的學生開始在周原遺址之外進行新的調查，以期發現“歧下”的新線索。

　　發現

　　2003年12月，徐天進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學生對周原30公里外的岐山周公廟遺址進行調查。之所以對這個地方感興趣，徐天進解釋說，一方面是因為此處過去曾出土過先周時期的青銅器，另一方面這里還出土過大型建筑才使用的磚和瓦等建筑材料。

　　周公廟位于岐山縣城西北7.5公里的鳳凰山南麓，始建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是唐高祖李淵緬懷周公姬旦德賢勤政，下詔于岐之古卷阿腹地為周公建立的專祠。一直以來，由于文獻中缺乏記述，人們并沒將此地與周人都邑建立什么聯系。

　　似乎是上天對勤于思考者的獎勵，在短短的為期4天的考察中，北大這支考古隊伍竟然有了驚世的發現。12月14日，兩片刻有字跡的周代甲骨在周公廟南的一處溝渠下被發現。其中一片甲骨刻有38字，這也是迄今為止所見字數最多的周代甲骨。

　　這一發現引發了學界震動，北京大學和陜西考古研究所很快聯合組建了周公廟考古隊，對周公廟遺址進行更大規模的鉆探和調查。一個個更加引人矚目的發現由此拉開序幕。在隨后幾個月的發掘中，考古隊前后發現了760多片甲骨殘片，初步辨識有甲骨文字420余字。這些甲骨文內容包含豐富，其中帶有“周公”字樣的甲骨有四片，這也是甲骨中首次出現“周公”的記載。

　　更令人震驚的是，眾多高等級墓葬也相繼被發現。到目前為止，周公廟考古隊已經勘探出大型墓葬22座，其中有4條墓道的就多達10座，3墓道、2墓道和單墓道墓葬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有無墓道以及墓道多少一直是考古學界借以判斷墓主身份等級的標志。根據古代的禮制，墓道多者等級必然高。而4墓道則被認為是王陵的標志。而在此之前，除了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發現了不規則的4墓道墓葬外，在周代考古的實踐中，還從未發現過真正的四墓道大墓。

　　另外，在這些墓葬的外圍還發現了1500余米的夯土圍墻和6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大量先周時期的空心磚、條磚和板瓦。在大墓遺址西側的“東三爪”一帶，又發現了192座中型墓葬。這一切，都使得這些墓主的身份變得非比尋常。難道這些墓葬就是學者們苦苦尋覓的周王陵？面對這些，學者們既表現出無比興奮，同時又出言謹慎。

　　在已有的文獻線索中，早期的周王應該下葬于“畢”。對于“畢”的判斷，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在長安郭杜鎮或是咸陽原一帶。清代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曾經在咸陽原的兩座陵前立碑，認為此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而當地也據此改名周陵鄉。但經后世考古鉆探，此二陵皆為漢墓。于是，尋找周王陵的重點就一直放在了長安縣境內。盡管至今蹤跡渺茫，但是誰也不敢輕易否認文獻中的線索，而立即承認之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周公廟遺址。

　　眾多學者根據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的“周公”字樣，判斷周公廟遺址很可能為周公的采邑。而協助武王滅商，又輔佐成王的周公則完全有資格以王的禮儀下葬。另外，目前所發現的4墓道墓葬形制較小，其規模與人們想象中的王陵還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周公旦或其后代以王禮下葬于此似乎成為目前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而徐天進則更傾向于這里既是周公的采邑又是古公父所建都邑，“所有線索都表明，該遺址應該是一處具有都邑性質的遺址。”

　　解惑

　　2004年9月中旬，周公廟遺址考古隊接到國家文物局的批復，同意對其中兩座墓葬進行試掘。試掘工作從10月17日正式啟動。考古隊試掘的是18號墓和32號墓，從目前的進展看，32號墓已經遭到嚴重的盜掘，而18號墓暫時看來還安然無恙。這似乎也寄托著破解這片神秘墓地身份的希望。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先秦史教研室田旭東副教授對此滿懷期盼。這位研究西周禮制多年的學者談到，周公制定的周禮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影響后世近三千年，深深根植于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當中。周公當時確定的禮制，不僅僅只是禮樂制度，而且是一套無所不包的典章制度。這其中既包含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刑罰制度，也包含對社會行為的規范化和道德化的要求。但是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對周公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了解的太少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怎樣評價這次發現都不過分。”

　　對長期關注周代都城研究的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張天恩來說，最希望看到的則是墓葬中能夠出土帶有銘文的銅器或是刻字的甲骨。他說，“這將對研究周人歷史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但他同時對周公廟遺址或為周人早期都邑的觀點持審慎態度。他表示要滿足周人早期都邑的條件十分苛刻，不但要有大型的建筑、高等級的墓葬，大量青銅器，同時，作為滅商之前的周人聚居區，還必須具備一定的人口規模，力量不能太弱小，因此應該有大面積先周居住區。而周公廟遺址，從目前的發掘現狀來看，并不完全具備這些特征。

　　張天恩還對周原地區出土的姬姓銅器少于其他姓氏銅器的現象做出了解釋。他認為這很有可能與姬姓貴族被大量分封到外地有關。“在墓葬發掘沒有最終完成之前，做出任何結論都太早。但無論怎樣，周原對于周人的重要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2004年10月26日，位于鳳凰山南麓的坡地上，周公廟遺址墓地的發掘工作正在緊張進行著。晚秋的陽光照射在這片3000年前周人曾經活動的山崗上，南望則是一覽無遺的平坦臺地。考古隊隊長王占奎正指揮著工人將墓內的浮土一鏟一鏟地取出。一座四邊帶有墓道的中字型墓葬已經可以清晰地看見輪廓。或許是生怕遺漏了任何線索，工程的進度只能以厘米來計算。這無疑使得所有關心這座墓葬結果的人感到焦急。但誰也不知道，在這些工人下一鏟挖下去之后，到底會有怎樣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