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的一個朋友在對中國人進行一番深入研究后，有一個重大的發現，那就是中國的許多老百姓有一種仇富心理。由于仇富，就給富人搗亂，甚至從肉體上消滅。此發現就像瓦特由壺蓋之動想到蒸汽機，像牛頓由蘋果之落想到萬有引力定律，十分了得。我私下里也一直期望自己也有個類似水平的發現，可惜天生駑鈍，理想一直未能實現。最近，終于天遂人愿，我也有了一個發現，那就是，許多掌權者有一種仇智心理。

　　這個發現源于兩個有文化的青年慘遭不幸。第一個叫丁作明，名字見于一個關于農民的長篇報告文學中。關于他的事可以寫上幾萬字，但編輯沒那么多版面給我，即使給，讀者也未必有耐心看，簡單點說，就是他在當地有點文化，標志是當年差點兒就考上了大學。他對照中央文件，發現村里收的費用不合理，就領人上告。結果就像許多人上告的人一樣遭到了報復，被弄到派出所。這本來是個說理的地方，卻變成了不說理的地方。派出所的人讓他給對方拿醫療費，他認準自己沒打人，堅決不拿，并表示要上訴。這下惹惱了警察老爺，就讓聯防隊員給“加加溫”，也就是給他點顏色看看。這些聯防隊員得到了表現機會，充分加以利用。可他卻憤怒地喊道：“我告鄉干部加重農民負擔，違背黨的政策，竟遭這樣的毒打，我不怕！就是你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服；變成鬼，我也還是要告！連你們一起告！”結果不用我說，大家也可能會想到，他真的被打死了。

　　第二個就是剛畢業不久就被人打死的大學生孫志剛。孫志剛的名氣比丁作明要大得多，由于他在街上走未帶證件而被收容，然后被活活打死。這個事件公開后，國家廢止了施行多年的關于收容的法規。因一個人的死而廢止一個法規，這在中國也許是空前絕后的事情。關于他的意義，用一句老話說，是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分。

　　我所以看到丁作明的死，立刻想到孫志剛的死，是因為兩個死者都是有文化的人。也許他們由于有文化，就相信有理走遍天下，就敢于理直氣壯。直到現在，我的耳邊總是震顫著孫志剛死后他老父親那凄慘的話語：“如果沒有讀過書，不認死理，也許他也就不會死。”當然，如果面對的是流氓惡霸，他們也會好漢不吃眼前虧，但當他們面對穿警服的人，他們在內心沒有把他們往壞處想。按常理誰也不會把他們往壞處想，他們代表國家呀！可他倆就忘了一點，警察也有犯渾的時候哇。為什么犯渾，就因為他們心中有仇智情結。

　　現在許多掌權者(包括警察)手里有了點權，就想隨心所欲，不但依法辦事。而智者講究理性，講究規矩，不肯違心地迎合，常常讓掌權者覺得別扭，覺得礙手礙腳。再加上他們總要講一番道理，讓人無法辯駁，就只好訴諸暴力。

　　人說知識就是力量，而在一些掌權者心中，知識就是包袱，就是障礙，甚至知識就是罪惡。秦始皇焚書坑儒，仇智也；曹操殺楊修，仇智也；魏忠賢殺東林黨人，仇智也。因為智與知識就像鏡子，照出了他們的丑陋，他們不怪自己丑，卻惱怒于鏡子的明亮清晰。

　　而仇智源于蔑智。在有權者眼中，無論你學富五車，還是專利無數，都是他手中的一顆棋子，想怎么擺布就怎么擺布。可智就像海中的礁石，有時會被權力的海水淹沒，但它仍然倔強地站在那里，傲視著起起落落的海水。所以有權者就輕蔑為仇，智者就因此總被拍拍打打，被貶低，被打擊，甚至被消滅。

　　魯迅說過：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難怪先生這樣說，就像面對一塊燒熱的鐵，表面上并沒有紅色，強有力者命人空手去拿，而智者知識那鐵燙人，當然不肯，于是沖突爆發。沖突的原因就在于，知識需要的是邏輯，是常識，而強有力者需要的只是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口味，是服從和順從，而知識總讓人不肯輕易地服從和順從，如此而已。

　　(文/劉興雨 摘自《雜文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