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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的總統，如里根和布什，都超然于內閣之上，注重個人的領袖魅力。因此，人們對布什新內閣最為關心的是，是否還存在制衡總統權力的機制？
本刊特約撰稿/薛涌(發自美國波士頓)
布什連任成功后，立即有6位部長級高官辭職。他們是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商業部長唐·埃文斯，農業部長維尼曼，教育部長佩齊，能源部長斯潘塞·亞伯拉罕和國務卿鮑威爾。據稱，包括衛生部長和國土安全部長在內的其他部長，也會相繼提出辭職。比內閣部長低一級的聯邦官員，辭職的更多，職務空缺率達40%左右，幾乎是歷史最高水平。
目前，重要空缺的繼任者還沒完全確定。但從已經確定的人選中，可以看出一個基本的傾向——借用中國王朝政治的詞匯來打個比方，就是用“內臣”而不用“外臣”。
美國的總統政治當然不同于古代中國的皇宮。所謂“內臣”就是總統親信，長年跟隨左右。這些人的權威來自于領袖的信任；“外臣”則是官僚集團的代表人物，和政治領袖不一定有親密的個人關系。這些人常常在獲得領袖的任命前，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聲譽，有獨立的權威源泉。
接替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是白宮律師阿爾貝托·岡薩雷斯。白宮律師負責處理涉及總統事務的法律問題，等于是總統的司法保鏢。當年克林頓的性丑聞，以及現在布什面臨的泄露CIA(中情局)便衣的情報丑聞，都要仰仗白宮律師幫忙救駕。
顯然，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最受總統信任，屬于“內臣”范疇。如今阿爾貝托·岡薩雷斯榮升司法部長，位置空出來，給了跟隨布什至少10年的親信哈麗特·邁爾斯。這一鐵女人在布什剛剛當得州的州長時，就成為其左膀右臂，無疑屬于布什“得州幫”里的心腹。另外，接任教育部長佩齊的瑪格麗特·斯佩林斯，在1994年布什競選州長時，由有“布什大腦”之稱的高級“師爺”卡爾·羅夫介紹給布什，成為布什的內政顧問。可見，在這個新內閣中，得州幫的色彩越來越重。
賴斯：與布什保持一致的中間派
而最重要的權力交接，是國務卿——賴斯代替了鮑威爾。
美國的自由派媒體和歐洲政治圈把這一變化視為鷹派代替了鴿派，標志著布什把鮑威爾這惟一理性的聲音清出了白宮。這一擔心不能說毫無理由，但目前就得出這樣的結論顯然還不成熟。
首先，賴斯在外交上并不像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或鮑威爾那樣有自己一套清晰的意識形態。她在這兩派的交鋒中，常常站在中間的位置上，只是更經常地傾向于切尼、拉姆斯菲爾德一方而已。
不要忘記，布什2000年競選總統時，宣稱美國在國際上要“謙卑”一些，不能把自己那一套強加于人。賴斯當時也積極地表述這一理念。誰也沒有想到“單邊主義”成了布什外交的基石。
如今，美國陷入伊拉克的泥沼，在國際政治中，布什所面臨的政策選擇余地，比2000年時小得多，想硬未必硬得起來。甚至其第二任的政策可能比第一任更加有國際主義色彩。
賴斯接替鮑威爾，關鍵還是在于用“內臣”來換下“外臣”。4年前，鮑威爾是美國公眾中信譽最高的政治領袖，如果出馬競選總統，呼聲恐怕比布什還高。當時布什在國際問題上毫無經驗，成為其競選的一個致命弱點，于是趕快公開宣布鮑威爾是他的國務卿候選人，運用鮑威爾的明星效應提高自己的信譽。
賴斯正好相反，她是媒體炒作出來的政治明星。而這個炒作，完全是布什對她信任的結果。仔細檢討一下媒體上關于賴斯的神話——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的最年輕的教務長，可謂“少年得志”。但這樣量級的人物，在美國多的是。更何況，她在學術上，談不上是某一派的領袖，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影響。
即使賴斯在學術上有重大成就，但從大學走入政治，并不一定就會成為第二個基辛格(基辛格當年就是從哈佛大學的教授轉入華盛頓政治圈的)。她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前，沒有任何政治經驗，不知道如何與官僚集團打交道。9·11前，她對恐怖襲擊毫無預感。難怪前反恐“沙皇”、曾任白宮反恐安全顧問的克拉克對她一百個瞧不上眼，說她當時連“基地組織”這個詞都沒有聽說過。
但是，賴斯是第一個黑人女性充任國家安全顧問。這本身就給她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擋箭牌。出來攻擊布什政府的，首先是民主黨人。但女權、黑權都屬于民主黨的核心意識形態。民主黨人當然愿意把火力對著切尼、拉姆斯菲爾德這些權臣，而不是賴斯這么一個看上去弱小的黑人女性。同時，賴斯十分注意和布什保持一致。比如，她對普京的看法一向不佳，認為普京的統治是俄羅斯民主化的倒退。但是，在布什公開聲稱能夠通過普京的眼睛看到其靈魂后，賴斯馬上改變了立場。
布什則說，他和賴斯相處得“舒服”。
鮑威爾，道不同不相為謀
鮑威爾則完全不同。俗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這4年，鮑威爾雖然是布什政府內處于弱勢的少數派，自己的主張一直不能實現，但他在“道不同不得不相為謀”的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兩點成就。
第一，他在某些領域，決定性地影響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比如，布什剛剛上臺后立即面臨中美撞機事件，鮑威爾及時說服布什不要莽撞無禮，并通過自己嫻熟的外交技巧化解了危機。這為中美在9·11后關系迅速恢復打下了基礎。在臺灣問題上，也是鮑威爾慢慢化解了布什的鷹派立場。
鮑威爾最近公開說中美關系為30年來最佳，顯然也是為了在離任前鞏固自己的外交遺產。
第二，作為一個自己所不同意的政策的執行者，鮑威爾既履行了職責，又堅持了自己的政治人格。在伊戰前，是他敦促布什到聯合國爭取國際合作，自己也親自到聯合國申明伊戰之必要(雖然他心里也許并不同意)。結果，他出示的伊拉克發展核武器的證據，后來被證明為不實。即使如此，國際社會和美國的政治圈都認為，他在這件事情上是被布什誤導，他是一個在最壞的情況下力圖避免最壞結果的理性的聲音。
伊戰初勝時，鷹派嘲笑鮑威爾走不出越戰的陰影。保守派評論員叫嚷鮑威爾要為自己的反戰立場“付出代價”。但隨著伊戰的急轉直下，鮑威爾便顯得越來越有預見。他沒有把自己的聲譽拴在布什的戰車上。
鮑威爾奉行自己獨立的國際政治哲學，而這一哲學在聯邦政府的官僚集團，特別是國務院中有巨大的感召力。這不僅使國務院和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國防部有巨大的沖突，而且也和布什的政策產生抵觸。所以，決定發動伊戰時，布什根本沒有和鮑威爾商量，只是事后打招呼而已，理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場。鮑威爾完全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不過，雖然布什可以不管鮑威爾的反對意見，自行其是，但如果鮑威爾成了官僚集團的代言人，官僚集團就可能反叛。所以，布什的第二任，首先必須把自己的人安插在要害部門，收拾心懷不滿的官僚。
這種官僚集團的反叛，主要集中在國務院和CIA。
不久前一位外交界的新星給布什政府和鮑威爾打分，以10分為滿分的標準，鮑威爾得9.5分，布什政府只得2分。這充分顯示了官僚集團對布什政策的怨恨和鮑威爾在這個集團中的聲望。
CIA的反叛更為嚴重。在今年大選的最后階段，CIA的高層官員不斷對媒體泄露不利于布什的消息，其中包括CIA在伊戰前警告布什戰爭的后果，等于給克里提供彈藥。一位CIA的官員還匿名出書，全面攻擊布什的外交政策。所以，兩個月前，布什任命忠誠的共和黨人戈斯領導CIA。這一新老板剛剛上任就下令，要求屬下不得認同反對布什政策的政治力量，而要全力支持布什政府，使CIA擺脫政治獨立的傳統。隨后，4名CIA的高官辭職。
新內閣的三個權力中心
賴斯一旦上任，估計在國務院會推行同樣的政策，成為布什在國務院的耳目和代理人，逼不滿的官僚就范。
賴斯雖然沒有像基辛格當年那樣，身兼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兩職，但接任她的國家安全顧問職位的，是她的副官、切尼的前助手斯蒂芬·哈德利。由于切尼是布什家族的老友和忠實的親信，把持這些要害部門的，就完全成了布什的“內臣”。
曾在福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服務的四朝元老David Gergen，最近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布什的重新組閣，在于集中權力，締造一個由切尼、卡爾·羅夫、賴斯三個心腹牢牢控制的政府，在法律所容許的范圍把自己的權力擴張到最大限度。
回顧布什的第一任，能干的“外臣”因為說布什不愛聽的話，常常混不下去。財長奧尼爾不得不憤然辭職。布什的第一任環境部長、前新澤西州長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當年也有當選美國第一任女總統的呼聲，是典型的有自己獨立聲譽的“外臣”。但后來因為意見不同，也不得不辭職。鮑威爾則不過是另一個例子而已。
美國的內閣，和歐洲的內閣不可同日而語。內閣部長只有通過總統才能實現自己的權力。彼此之間很少協商，甚至被稱為是“陌生人的內閣”。美國保守派評論家大衛·布魯克斯指出，民主黨的總統，一般還有點類似歐洲內閣首腦的風格。比如克林頓，喜歡沒完沒了地和閣僚們商討政策，集思廣益。大家常常吵成一鍋粥。共和黨的總統，如里根和布什，都超然于內閣之上，注重個人的領袖魅力，要求手下執行自己的政策。
這兩種風格，很難說孰優孰劣，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總統的個人素質。但布什的個人素質，使人們對他重新組閣產生了如下疑問：第一，是否還存在制衡總統權力的機制？第二，這個新政府能否“稱職”？
布什面臨的最為實際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和聯邦政府官僚集團的關系。在美國，聯邦官僚集團迅速擴張，控制了國家要害部門。這些職業官僚，不是民選政治家，在華盛頓的時間比政客要長。他們喜歡從政策的技術層面考慮問題，不像政客那樣操心政治得失，自認為能夠超越黨派利益，為國家的長遠利益著想，并且掌握著管理國家的技術。
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本來就是這一官僚集團的敵人。在大選的最后階段，官僚集團站到了他的對立面。如今，大批高官辭職，許多高官任命要經過參議院通過，手續是否繁雜，可以拖上一兩年甚至更長。在這種情況下，賴斯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和官僚集團合作的經驗的人，能否平息內部的反叛，并使政府有效率的運行，這將對布什第二任的成敗構成嚴峻的考驗。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2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