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懷想二胎
“上海生育二胎政策松動”的消息,又一次燃起了城市白領們擁有兩個孩子的夢想。然而,無論是中國的人口現狀還是來自官方的政策解釋,都讓這種夢想只能停留在“懷想”階段
-本刊記者/羅雪揮 □/蔡雙燕
“房子要住就住2層,孩子要生就生2個,這才是生活質量呢!”居住在北京中關村一個高檔小區的李冰,心儀鄰居寬大的復式房子之余,更羨慕鄰居家里那對并非孿生、活潑可愛的兄妹倆,兩個孩子一起出門,總是成為令路人羨慕的風景。
其實這種景象,放在20多年前,不過是稀松平常,可是如今,兩個孩子就太惹眼了。
超生“富貴兵團”
周女士也擁有兩個女兒。大女兒7歲,小女兒3歲,老大從公立幼兒園轉入相對昂貴的私立幼兒園后,周女士松了一口氣,自己的女兒不再那么突出了,25個人的小班中,有兩到三個孩子屬于有兩個孩子的家庭——這些孩子的父母不是所謂港澳臺或外籍人士,而是民營企業家、私營業主、海歸、或者是其他經濟條件較好的“薪富”階層,周女士的先生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自覺或者不自覺的,擁有兩個孩子,已經和擁有一處大屋、一款名車一樣,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新夢想。
與源自諷刺小品的“超生游擊隊”不同,這是一個高素質的“超生富貴兵團”——一小部分城市中產階級開始考慮采用改變國籍或者認繳罰金的方法,將自己的后裔乘以2。
最近從上海傳來的消息,特別鼓惑了城市白領們的心:新頒布的《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關于生育二胎的種種政策有了“松動”。比如三種人群再生育規定從適用于農業人口擴大到非農業人口;增加了4種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規定;同時取消了原有的生育第2個孩子應間隔4年的規定,等等。
伴隨這個消息的,是一項對上海年輕男女的調查。它顯示,隨著年齡增長,他們越來越想多要一個孩子。讓學者專家吃驚的是,文化程度與經濟收入“雙高”的白領階層,對生第二個孩子最感興趣。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其他城市,2002年,國家計生委宣教司曾委托北京零點調查公司,開展“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并出版了《當代擇偶與生育意愿研究》一書,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個百分點。有趣的是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多要一個孩子,其中,49.7%的“爸爸”想要第2個孩子,而“媽媽”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而據《中國青年報》刊登的一項對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等單位的調查表明,近八成的博士、碩士認為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較為合適,由于理解國家政策不可違背,所以,近四成的人考慮到國外去生二胎。
這一批高收入、高學歷的人群,構成了當今城市中特殊的“懷想二胎”的主力。
為什么是2個?
一對夫妻中間夾著一張稚嫩的孩子的臉,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三口之家變成了中國城市家庭的標準版本。
江瑋就是在這種習慣狀態下看到了一張一家四口的照片,照片的主人是一對雙胞胎的父親,而且是一對龍鳳胎,合影上男女主人各自抱著一個“小相似形”站在一起,“那種感覺真是震撼性的”,她說,“看過這張照片,再看三口之家的照片就會有一種不完整的感覺”。
不完整的感覺并非只是視覺上的。就像《紅樓夢》里的林黛玉,沒來由就淌眼抹淚,拿情捏性,又誰知她不是因為獨生子女的身份——“別人皆有兄弟姊妹,獨她沒有”——而缺乏安全感,導致神經衰弱?而當年的張愛玲,小時候因為知道自己沒有弟弟長得漂亮,所以處處留心著要表現得聰明乖巧,如果沒有弟弟,恐怕她也不至于如此早慧吧?
目前已經是兩個女兒母親的周女士對此深有體會,“我并不是有意違反國家政策,而是從孩子的心理發展過程來說,我認為兩個孩子比較合適。”
周女士介紹,自從有了個妹妹后,老大性格發生了特別大的變化,獨生子女那些特殊的脾性,如自私,自我為中心改變了許多,連幼兒園的老師都反映,孩子如今特別有責任心。而且由于姐姐能夠帶著妹妹一起玩,媽媽反而比帶一個孩子的時候省了很多心。
多一個孩子,似乎也多了一道安全系數。目前管理著一間培訓公司的于昕說,“假如有第二個孩子,將來父母都不在了,孩子和孩子間還可以互相商量,彼此有個照應。”
對于今天正處于生育年齡的城市青年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堆不過是少年成長期最平常的記憶。電視劇《軍歌嘹亮》里有一幕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父親一聲哨響,家里的大小孩子一溜排齊,隨著父親的哨聲在屋子里轉圈,圍著桌子操練正步。事實上,在這種家庭長大的人,在懷想二胎上最不屈不撓,而且最具想象力。
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趙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兩個孩子的堅決“懷想”者。從小在融洽的多子女家庭里長大,趙先生喜歡熱鬧的感覺,雖然兒子剛滿一歲,他已經憧憬著兩個孩子的幸福時光:“關于二胎的想法我還沒有和太太溝通過,但是有了孩子簡直太好玩了,兩個不嫌多!”
有趣的是,不管是實際擁有還是心懷夢想,幾乎所有被訪問的城市父母,都認為兩個孩子是最佳組合,并不想再多生第三、第四個,甚至不指望將來靠孩子養老。
懷想二胎,既不愿違反政策,又不想放棄希望,因此每一次有關城市“二胎”政策的點滴更動都會掀起不可思議的關注,人們在夢想與現實的中間地帶無限期地徘徊著。
走在通往“二胎”的曲徑上
當今城市中真能實現生二胎的人,少之又少。他們大都不在國家機關供職,而且,大多有錢
-本刊記者/羅雪揮
上世紀5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曾主張“兩個孩子有獎,三個有稅”。然而隨著人口爆炸的到來,“生兩個孩子”最終也成為了一種奢侈。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對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而又符合政策規定的,可以生兩個孩子,對少數民族更可以適當放寬一些。”事實上,自那時起,中國城市對生二胎開始嚴格控制。
嚴格的二胎控制措施
國家控制城市人口生二胎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一、行政手段:北京市規定,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將由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廣東省規定,“對超生職工予以行政開除或解聘,對超生者5年內國家事業企業單位不予錄(聘)用,7年內不得享受醫療福利”。
二、經濟手段:即違反政策生二胎須交納“社會撫養費”。這筆錢具體是多少,要看各地的具體規定。以上海市為例。該市規定,“社會撫養費”以子女出生前一年上海全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基數,再乘以3。以2003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4867元換算,這意味著在2004年,某一個上海的普通城市家庭違法生二胎,至少要繳納4萬多元。
當然,在民間關于繳納“社會撫養費”的標準流傳有各種說法,有一說只要交納1萬多元即可,然而此道全屬暗箱操作,交4萬還是交1萬,要看具體地區、具體政策和與具體執行官員的關系。
如果你不管不顧,也不接受這些處罰就把孩子生下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孩子報不上戶口。以后,在上學、就業等種種人生重大環節上,沒有戶口的麻煩將伴隨他的一生。
多生個孩子的代價
渴望“大家庭”的趙先生最終仍然停在了“懷想”階段,就是怕妻子的公職會受影響。
況且在當下,在城市里多養個孩子也不是簡單地添雙筷子的問題。交納4萬多元的“社會撫養費”,或許一個家庭還可以一次性支付得起,但后面還有龐大的支出。趙先生算了一筆賬,“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少說也要30萬,這還不算孩子可能去學鋼琴、練武術的費用。”
在培訓公司當主管的于昕也算了一筆賬,她認為養第二個孩子從經濟上考慮,一點都沒有節省,和養第一個孩子的花費是一樣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即使政策允許,生二胎對于普通城市家庭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所以,當今城市中真能實現生二胎的人,大都是不在國家機關供職的人們,而且,大多有錢。
據說在上海的富人圈里,如果聽到有夫婦為第2個孩子繳了罰款,人們絲毫不會感到奇怪。當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選擇讓懷孕的妻子到國外去生育二胎,新出生的孩子持有外國護照,這樣超生的夫妻就不受政策的限制,或者干脆移民到國外,生完孩子再回來。能這樣做的人,當然是屬于“有錢,又有閑”的階層了。
有意思的是,有經濟實力,通過各種途徑生養了二胎的群體,心理感受并不輕松。
目前已經是兩個女兒母親的周女士回憶,當初意外發現有了第2個孩子的時候,是她的先生堅持才保留了下來。周女士為此認罰繳納了社會撫養費。剛做完決定時,她心里有強烈的犯罪感,因為違反了政策,遭到周圍朋友,甚至父母在內的人們紛紛反對,兩個孩子的磨合也花了不短的時間。
周女士當初學的是電腦專業,如今她在家里做全職媽媽,全心全意地相夫教子,她用了7年的時間才把自己的狀態調整過來。“我曾特別后悔生二胎”,周女士回顧這些年來的精神負重時,仍然感慨。
生兩個孩子,意味著城市父母要付出的,不僅是大筆金錢、時間、精力,甚至是事業前途,以及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有形和無形的壓力。
繞不過去的政策壁壘
看起來,如今在中國的城市中想生二胎的“合法途徑”大致只有兩條:交納高額罰款;到國外去生孩子。
還有其他的路可走嗎?
采訪中,于昕告訴記者,她曾認真地想過,是不是要考一回博士。因為她聽說以后有博士學位的人將被允許生二胎。這消息也不是捕風捉影。2002年,江蘇省有人大代表建議將生育政策進行微調,允許博士、碩士這類高素質的人生二胎,借此來提高人口素質,結果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因涉嫌學歷歧視,動議最終被否決。
通過其他手段,偽造一張自己的頭生孩子為病殘的證明,也可以獲取生育指標。不是沒人動過這個腦筋。但是隨著政策執行的完善,鉆這種空子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比如在北京,頭胎病殘兒童的鑒定,必須到指定醫院,而且有負責部門的專人監督,相當嚴格。而許多父母也不愿為了二胎委屈了頭胎。于昕就斷然拒絕用此類造假方式達到目的,“這個鑒定將伴隨孩子一生,對第一個孩子來說太不公平了”。
就中國目前的人口現狀而言,城市人口是否能生養二胎已不是一個養不養得起的問題,而是社會不能承受之重。截止到2003年末,全國總人口數量已高達129227萬人,巨大的人口壓力下,國家從來沒有真正放松過生育二胎的政策,能在今天城市中獲得合法生育二胎指標的人,少之又少。
2003年,在北京豐臺區,全區符合政策,申請并最終被核準生二胎的人數約為200人,而就單項規定而言,上海每年因為再婚核準再生育的人口數量,也不到300人。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部分中國城市人的二胎夢,仍然只能停留在“懷想”階段。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