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正如二戰后美國主導下樹立起來的柏林墻改變了歐洲的政治面貌，現在美國正在著手主導推倒中東的“阿拉伯墻”，這將改變21世紀中東乃至世界的政治面貌，而這也可能改變聯合國的“世界政府”地位

　　本刊記者/馮亦斐 □歐晗

　　“我不相信八國集團將來能和聯合國一爭高下。”6月16日，頭發花白的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坐在外交學院貴賓室的沙發上，透過厚厚的鏡片，注視著本刊記者，用蒼老但底氣十足的聲音堅定地說，“G8只代表8個國家，雖然他們是8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但是在聯合國還有另外180多個國家代表著國際社會。”

　　加利此番話是回答記者的八國集團會否對聯合國構成挑戰的提問。此前不久結束的2004年八國峰會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改進版，該方案雄心勃勃地計劃在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22個阿拉伯國家內實施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改革。

　　有學者認為，聯合國在幫助中東國家擺脫動亂與貧困，推動該地區和平與發展方面的作用，正面臨著“另一個馬歇爾計劃”的挑戰。二戰后的1947年，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一個美國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方案，這是美國勢力向歐洲擴張的起點。

　　多邊旗幟掩護下的單邊挑戰

　　正如一位阿拉伯學者所說，中東地區的動蕩與不安由來已久，哺育了絕望和憤怒情緒的衍生，阻礙了這個地區邁向現代化國際共同體的步伐。這樣的現狀對于謀求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聯合國而言，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但對于一個全力謀求霸權的國家來說，卻是一個爭奪該地區主導權的機會。

　　所以早在布什上臺之初，便已開始醞釀大中東改革計劃。2002年9月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就寫著，“美國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積極地致力于穆斯林世界的民主發展。”此后布什曾直言不諱地宣稱：只有使阿拉伯社會成為民主社會，那里的人民“才不會宣誓效忠于反叛者和謀殺者”，那里的政府“才不會去庇護恐怖分子營地或襲擊和平的鄰居”。

　　然而今年2月正式推出的大中東計劃，因其濃重的“單邊主義”色彩，遭到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反對。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明確表示，反對任何國家打著“改革”的旗號“將外部世界的意志和方案強加于他人”。

　　阿盟秘書長穆薩指責這一計劃無視巴、以之間的流血沖突，避而不談伊拉克問題。歐盟國家也對計劃中忽視伊拉克和巴以問題表示不滿。

　　布什只好對此加以改進，將大中東民主計劃更名為“面向進步和共同未來伙伴關系計劃”，主要目標是實現中東地區“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美國和歐洲將聯手促進這一地區的“民主”改革，推動和幫助“自由選舉”，扶持新的獨立媒體，培養“有文化的新一代”。

　　改版后的計劃總算被其他七大國所認可，因此有了某種意義上的多邊光環。美國此舉表明，它已經努力在可能的范圍內，避免自己這個追求單邊主義的一超，與追求多邊主義的其他大國之間的強烈摩擦或沖突而導致的利益均失。

　　“如果‘大中東民主計劃’能夠成功，那么這將是一個重大的影響世界格局與發展的事件，”一位研究中東問題的國內知名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聯合國若是落于八國集團之后，未能領導這個潮流，那么若干年之后，聯合國將難免會黯然退去。”

　　聯合國的危機

　　聯合國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卻沒有明確的計劃和建議，雖然她在這個地區的努力由來已久，但在關鍵問題如巴以爭端上卻風雨難調。此次包括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內的八大國通過的這個計劃，讓人不禁聯想起在1999年科索沃危機中，聯合國因為無法達成集體一致，導致坐視危機，行動癱瘓；而八國集團卻率先通過了有關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總原則，為解決該危機定了基調，使聯合國的作用黯然失色。

　　在中東問題上，聯合國會不會被八國集團再次跨越，成為另一個被八國集團“領航”的海域？聯合國是否最終會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外交學院聯合國問題專家鄭啟榮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對于聯合國來說是一個大考驗。”

　　“在許多情況下，聯合國并不假裝對很多問題有‘獨裁權’。”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說，“如果有些問題能在聯合國框架之外解決，比如在地區性組織中解決，或者通過雙邊溝通解決的話，聯合國會很高興。聯合國并不能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中東的問題是本世紀最復雜的問題之一。科威特美國大學校長沙非克·噶伯拉教授說，本土改革是中東邁向現代化，取得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取決于巴以之間的和平。無論是本土改革還是巴以和平，都需要外力的幫助和催化，聯合國作為一個最具權威性和合法性的政府間組織，無疑是扮演這個角色的最合適的國際組織人選。但是目前為止，聯合國無論是在哪個方面，都未能做出讓大多數中東國家滿意的努力。

　　自1945年以來，聯合國的“集體行動”，往往成為“集體不行動”。安理會五大國之間的利益博弈，最終導致以犧牲聯合國的聲望為代價。

　　“聯合國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需要安理會中的五大國的一致同意。而這五個國家本身的立場就是不太一致的。”加利說，“對聯合國目前狀況的評估本身就是很難的一件事情。我們正處在危機之中，在危機中進行改革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八國集團里安理會四大國這次取得的一致，卻很可能像科索沃危機的政治決議一樣，延伸到安理會的決議之中。被加利暗示為“民主的太上皇”的美國，既然能在四大國間找到利益的平衡點，就有可能將這個平衡點推而廣之。

　　中國的機會

　　當八國首腦會議在一個小島上沸沸揚揚舉行的前后，作為惟一沒有參會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正在進行著她的中東外交努力。

　　6月1日至8日，中東特使王世杰出訪巴勒斯坦、約旦和敘利亞三國，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和外交部的負責人舉行了會見和會談。

　　6月16日，中國外交部又與聯合國新聞部在北京聯合舉辦中東和平問題國際媒體研討會。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開幕式上講話，強調發揮民間社會作用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以及民間社會應致力于發揮聯合國的中心協調作用。聯合國負責新聞事務的副秘書長塔魯爾代表安南在會議開幕式上致辭說：“民間社會往往走在政界前面，更了解沖突惡化的根源，更容易意識到和解的可能途徑，在特殊情況下，民間社會甚至可以做政界人士可能不愿嘗試的事，測試可能在今后成為官方行動的各種舉措。”

　　6月中下旬，敘利亞總統和以色列副總理又將對中國進行訪問。

　　這樣以聯合國憲章為指導原則，頻繁與主要中東國家進行雙邊磋商以及對中東事務進行積極發言，不僅能進一步提升中國在中東事務里的分量，而且也能間接加強聯合國的形象。

　　對于八國集團所提出的中東改革計劃，王世杰強調中方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有關立場。他說，“改革是各國內部的事情。如果阿以爭端能夠和平解決，將有利于這些國家的改革。我個人也很高興地注意到，這次八國集團會議宣言吸收了阿拉伯國家的意見。”

　　中國目前對八國集團，采取既有聯系又保持距離的態度，不僅可以保證中國的相對獨立性，也不會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如中東問題上被邊緣化。在中東問題上，中國和聯合國面臨著類似的挑戰，一位資深外交人士對本刊記者分析說，“聯合國的框架為中國提供了機會，而中國也會為聯合國解決因這個問題帶來的危機提供機會。”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