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近代中國戲劇的搖籃之一,戲劇大師曹禺不僅在這登臺表演,而且還把自己編寫的劇本搬上舞臺,建構起屬于他自己的戲劇世界。
曹禺原名萬家寶,一九二二年,年僅十三歲的他進入南開中學求學,由于健康欠佳,不久便休學了。兩年后,重返校園的曹禺加入了在華北乃至全國都小有名氣的南開新劇團。當時的風氣,男女不能同臺表演。曹禺十六歲登臺,多飾女角。
反串女角受歡迎
在導演張彭春老師的悉心指導下,經過數年的磨練,曹禺的表演技巧日臻成熟,在《壓迫》等劇作中嶄露頭角。令他感觸頗深的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易卜生的《國民公敵》一劇中扮演重要角色。這部戲表現的是正直的醫生為了制止含有傳染病菌的泉水浴場繼續貽害他人,與當權者斗爭,反被誣為“國民公敵”的事。
曹禺認真排練數月,仔細揣摩人物心理,恰到好處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特徵。但時任直隸督辦的褚玉璞,以為該劇暗諷自己,乃勒令禁演。直至一九二八年,褚玉璞倒臺后,張彭春將《國民公敵》易名為《剛愎的醫生》,于三月二十日易卜生誕辰百周年紀念日演出,一連三場,場場滿座。曹禺精湛的演技,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
為了慶祝南開二十四周年校慶,劇團又演出了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由曹禺扮演主角娜拉,此劇在天津,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廣泛的關注。時人評價:“此劇意義極深……最佳者是兩位主角萬家寶君及張平群先生,大得觀眾之好評。”而天津婦女會認為該劇對于提倡女權、促進女性解放必有裨益,因此還特邀其公演。足見曹禺堪稱校園演藝明星。
南開新劇團時期的演出活動,為曹禺以后的戲劇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在自傳中回憶:“南開新劇團的活動,激發了我對戲劇事業的興趣,慢慢離開學科學的打算,終于走上了從事戲劇的道路。”從看戲、演戲到寫戲,是古今中外許多戲劇名家走過來的路,曹禺也沒有例外。
經過幼時繼母的薰陶,和南開新劇團時期的演出實踐和藝術積淀,曹禺逐漸萌生戲劇創作的念頭,立志要寫出活的人,有靈魂的人。為此,他勤奮學習,廣泛吸收,將各戲劇大師的獨特招數,熔為一爐,同時還認真向生活學習。他的代表作《雷雨》,就是在生活積累和藝術積累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
五年創作《雷雨》
曹禺早就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結識并熟悉了周樸園、蘩漪這類人物,透視出這些人物的特質及其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再加上對話劇藝術表現形式的靈活運用,又經過整整五年的反覆醞釀和潛心推敲,《雷雨》終于問世了,更成為了中國現代話劇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雷雨》避免重蹈“宣傳劇”的覆轍,真正做到了魯迅先生所倡導的“從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追求審美創造的真與深。該劇也早已成為曹禺生命中的有機部分。曹禺曾說:“我愛著《雷雨》,如喜歡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個活潑潑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躍,或如在粼粼的野塘邊偶然聽“的”一聲青蛙那樣的欣悅。”
《雷雨》公映后,有人曾言,一九三五年,從戲劇史上看,應該說是進入了雷雨時代。《雷雨》雖完成于清華,但確實是在天津的藝術土壤中孕育出來,在南開新劇團時期破土萌發的。《雷雨》的取材、構思及人物原型等,都是曹禺在天津南開新劇團時期已經醞釀好的。因而,曹禺在自傳中稱:“我很留戀青年時代在天津的那段生活……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
改編莫里哀作品
天津造就了曹禺,曹禺情系天津。一九三四年九月,應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外文系主任楊善荃邀請,已經從清華畢業的曹禺回津任教。翌年,他就將名劇《雷雨》搬上天津舞臺,受到天津各界的一致好評。十一月,他與導師張彭春合作,又將莫里哀的《慳吝人》改編為《財狂》。他把劇中人物名字改成中國的姓名,對劇情也加以刪改,以便更為集中及適應中國觀眾。
《財狂》在南開中學公演,曹禺扮演主人公韓伯康,演出時“觀者甚形擁擠,演畢甚受社會人士之好評”,盛況空前。《大公報》在十二月七日還出版了“財狂公演特刊”,連續登載了三篇評論文章。蕭乾對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他簡直把整個自我投入了韓伯康的靈魂中……失財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賊呀’的獨白,已為萬君血肉活靈的表演,將那悲喜交集的情緒都傳染給我們整個感官了。”
到底層觀察民眾
隨著《雷雨》等著作的問世,曹禺的創作手法也日臻成熟。經過長期的調查和藝術體驗,他完成了另外一部代表作《日出》,生動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生活。為了獲得第一手材料,曹禺親自深入社會底層,訪問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了的人們。
據他回憶:“半夜,我在那片荒涼的貧民區,候著兩個嗜吸毒品的齷齪乞丐,來教我唱數來寶。約好了,應許了給他們賞錢。大概賞錢許的過多了,他們猜疑我是偵查隊之流,他們沒有來。我忍著刺骨的寒冷,瑟縮地躑躅到一種“雞毛店”的地方找他們。似乎因為我問的太殷勤,被一個有幾分醉意模樣的落魄英雄誤會了,他驀地動開手。那一次,我險些瞎了一只眼。”
曹禺還曾跑到三不管一帶的“土藥店”、三等妓院去觀察,和黑三一類人物講“交情”。經過幾個月的觀察了解,他把握了社會下層民眾的某些心理特點,最終成功塑造了像翠喜那樣“有著一顆金子般的心”的妓女等下層民眾的形象。
《日出》的問世,給中國文壇造成極大的沖擊,且博得了廣大觀眾的贊美。單行本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以后更轟動一時。經南北文藝界名流一致推薦,認定該劇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最大收獲之一。
曹禺為中國戲劇藝術增添了光彩,天津也為曹禺搭起了巨大的戲劇舞臺。難怪,在大師一生中,天津情結,難以割舍。對于觀眾來說,曹禺情結,難以忘懷。(來源:香港《文匯報》;作者: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