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建平以10年的刑期為足足持續了一年多的轟轟烈烈的足壇“掃黑風暴”畫上了句號，足壇就此一片平靜，再也沒有人被揪出來。龔建平也成為被中國足協唯一認定的黑哨，被中國法律唯一制裁的黑哨。
但是一年后，他的死亡卻可能將歷史的句號改成問號。
龔建平走了。
2004年7月11日上午9時21分，龔建平在北京304醫院因為并發性肺炎停止了呼吸。
龔建平走時，依然是戴罪之身。
相當一部分圈內人可能希望他在獄中度完10年后靜悄悄地走出來，因為他們相信這樣人們對于那場黑哨風波的記憶會被時間消磨殆盡。
但是龔建平的死改變了這一切。
一年前被判刑10年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區人民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決龔建平有期徒刑10年，此后龔建平這幾個字就從媒體和人們的視野中消失。當時的那場“掃黑風暴”也戛然而止，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就在大家快要忘記這一切時，他的非正常死亡重新喚起了大家的記憶，眾多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他身上，一如兩三年前的那次“掃黑風暴”——
黑哨和假球就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影子躲在中國職業足球陰暗的角落里。掃黑曾是眾多癡心球迷和足球人的夢想，然而多年來他們虛弱無力的聲討卻始終無法沖破足球圈內這道看不見的枷鎖。
直到2001年中國足協為給國家隊沖擊2002年世界杯讓路而終止了甲A聯賽升降級，各家有望升入A級聯賽的甲B俱樂部在聯賽最后關頭開始了最后的豪賭——加大幕后工作。這種彌漫于當時甲B聯賽的“致命瘴氣”，最終成為點燃中國足壇歷史上最具力度的打假事件的導火索。
2001年12月，浙江綠城足球俱樂部和吉利俱樂部聯手在杭州召開新聞發布會揭露中國足壇黑幕。同時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對外公布了浙江綠城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寥寥六七百字，鋪不滿一張打印紙，寫的是《一個執法過杭州比賽裁判的自白》，署名“還有良知的裁判”。
信中寫道：“當時收錢也是完全和自己的做人準則相違背的，絕對不是自己的初衷，是環境逼迫自己不得不這么做。現在我對自己的行為后悔不已，把錢退還給俱樂部，希望這樣能減輕自己的罪過。”隨信還附有4萬元人民幣。當時人們推測這封信是龔建平寫的。
在當時各家媒體連篇累牘的轟炸和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下，中國足壇“反黑”行動迅速擴大。
2002年1月5日，中國足協副主席閻世鐸約見了6家媒體，閻世鐸表示“中國足協目前對裁判員收受金錢一事的調查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根據當時媒體報道，閻還告誡仍在猶豫中的那些觀望的裁判，希望犯了錯誤的人能迷途知返，主動向裁委會和中國足協講清自己的問題。“主動講與被動講，性質完全不同，中國足協和有關方面在最終處罰上肯定也會有不同的對待。”
1月15日，上海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公布了所謂的“打假掃黑”涉嫌黑哨的8人名單，其中就有龔建平。
3月15日下午，龔建平被北京警方從家中帶走，關押在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看守所。幾天后，浙江綠城足球俱樂部董事長宋衛平在接受央視《足球之夜》的采訪時證實，寫懺悔信并退錢的正是龔建平。
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區檢察院以涉嫌“企業人員受賄罪”正式批捕龔建平。
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當庭宣告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龔建平有期徒刑10年。
判決書中寫道：“法庭經審理查明，2000年至2001年，龔建平在受中國足球協會指派擔任全國足球甲級隊A、B組主裁判員職務期間，多次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37萬元……龔建平在被采取強制措施之后，主動坦白交待了受賄的大部分事實，酌情從輕處罰。”
但是近日有媒體報道，在龔建平的遺體告別儀式之后，龔建平當時的辯護律師王冰向媒體透露：“我第一次會見龔建平時他就對我說，他根本沒有寫過什么懺悔信，那封信是有人捏造、偽造出來的。”據王冰說，控方在法庭上并沒有將懺悔信作為證物提交。
2003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作出終審裁定，駁回龔建平的上訴，維持原判。
龔建平以10年的刑期為足足持續了一年多的轟轟烈烈的足壇“掃黑風暴”畫上了句號，足壇就此一片平靜，再也沒有人被揪出來。龔建平也成為被中國足協唯一認定的黑哨，被中國法律唯一制裁的黑哨。
但是一年后，他的死亡卻可能將歷史的句號改成問號。
死亡免除了剩下的刑期
就在終審裁決之后兩個月，有消息稱龔建平已經被保外就醫，但是當時一直沒有得到相關人士的證實，也沒有人知道他患了什么病。
“其實建平兩年來一直持續高燒，一審判決那天他就是從公安醫院去的法院。”7月14日，龔建平之妻索玉華在家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
這個說法得到了王冰律師的證實。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到2002年5月他被捕兩個月時，他的身體就已經不正常了，經常發高燒。”
那段時間龔建平就開始經常住院，高燒不退，每天都高燒達到39至40度，而且還貧血。
“二審終審以后，龔建平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于是就申請了保外就醫，而且輾轉換了幾家醫院。”據王冰所說，他們曾多次提出保外就醫，但均未得到批準，直到龔建平定案后的兩個月。
一年左右的時間，龔建平遍求北京的各大醫院。2004年5月28日他來到北京304醫院，6月初被確診為“復發性、發熱性、非化膿性脂膜癥合并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癥”。這是一種非常少見的免疫風濕病，病人免疫力非常低，往往容易感染其他疾病導致死亡。
據主治大夫馬健介紹，龔建平在6月19日曾因病情好轉出院。但在7月5日清晨再次因發燒住進304醫院，并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由于肺部感染嚴重，無法控制病情，7月9日，龔建平被轉進ICU重癥監護室，醫院在當天下了病危通知單。10日他開始出現無尿的癥狀，晚上陷入了昏迷。11日早上9時左右，病人情況危急，馬健為他進行了心臟按摩、打強心針等措施，半個小時的搶救最終沒能再挽救龔建平的生命。
“現在只有我才能為他說話”
龔建平的倒下，推動了索玉華心中的“多米諾”骨牌。
據媒體報道，在和丈夫告別的最后一刻，就在殯儀館工作人員要推走龔建平遺體去火化的時候，一直只是在一邊悄然落淚的索玉華忽然撲上去放聲痛哭：“建平，你放心，我會為你報仇。”
面對記者關于“報仇”的提問，索玉華回避了敏感的“報仇”二字。她只是極為冷靜而又異常斬釘截鐵地表示：“現在只有我才能為他說話，這是我說的，你可以告訴任何人。”
“以前我們不敢說，但是現在我們不怕了。”索玉華似乎在向記者解釋為什么不早點說出來，特別是沒有在丈夫活著的時候說出來，“當時他雖然已經被判刑10年，但我們還是害怕。如果我們說了什么，可能還會對他造成更大的……現在我還怕什么？他才43歲，還不夠44歲啊！”“他真的是熱愛他的事業！”
“他搶救了好幾天，我現在是感覺睜眼睛都累，我需要恢復。等我恢復過來，我會好好整理。現在我腦袋中都是蒙著的。”
“我會好好考慮通過什么方式來說，對誰說。”
龔建平2003年被判刑后，老父親因為悲傷過度很快就病故，老母親身體狀況也非常差。在他去世的當天，老母親在趕到龔建平家中后，因傷心過度突然倒下，被救護車送去了醫院急救。“現在還躺在醫院里，他弟弟和幾個表姐在那邊照顧老人。”
“我父母和我兩個弟弟也為我們奔波。老人們整天擔心，兩個弟弟也弄得一個胃出血，一個腦出血啊。”
這幾天，陸續有媒體報道說索玉華從龔建平保外就醫時就放棄了工作到醫院陪伴，這令索玉華十分不快。“我從來沒有耽誤過一天自己的工作，你們可以去我們學校或者區教委查！”索玉華這樣對記者說。
索玉華是北京石油附中高三年級的體育教師，當時她班上的學生正準備參加體育會考。另外她還是北京市海淀區體育教研員。
“他住在協和醫院時，我每天7點從協和乘將近兩個小時公交回學校，9點開始連續上3節體育課。中午12點左右吃個盒飯就回醫院陪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回學校。”這樣的日子持續了有兩個月。
“他住院都是自費的，女兒還在上大學。如果我再不工作，那我們一家吃什么？”索玉華在為自己辯解，同時也在為外界對丈夫經濟問題上的某些聯想做辯解。
“我以前從來不知道什么叫累垮累癱。”兩年來家里遭受了如此多的變故，深愛的丈夫也離自己而去，索玉華滿臉的倦容，“現在我終于理解了。幾家人都垮了，可以說好端端的就剩我一個。”
媒體和球迷
“這一次我很感謝媒體。昨天也有記者去了八寶山，我謝謝他們。”索玉華顯然是對媒體在當年“掃黑風暴”中的所作所為“記憶猶新”。龔建平被判刑后，許多媒體記者都聽到了這樣的言論：圈內很多人都曾私下表示，是媒體“害”了龔建平，甚至還有說是媒體“出賣”了龔建平。
龔建平是“掃黑風暴”中唯一一個獲罪的，這是眾多媒體和各方輿論在口誅筆伐
一致“炮轟”后所沒有想到的結果。大概也是人們不再去關注龔建平的罪行以及索玉華和一些圈內人忿忿不平的一個關鍵原因。
看到記者帶去的當天(7月14日)報紙上，某記者表示“他(指龔建平)是值得同情的悲劇人物”時，索玉華忽然爆發：“就是他(指某記者)，當時他可是說10年刑期都不夠的啊。”
7月13日龔家原定在醫院舉行一個由親戚和親近的朋友參加的小型追悼會，但由于前來送行的人太多，追悼會臨時被取消。
隨后龔建平的靈柩被運到八寶山，“我們都沒有想到，今天會來600多人為他送行。”一名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的人士告訴記者。
這些人中有龔家的親戚、石油附中的同事和朋友、足球圈的，還有差不多200名龔建平教過的學生，另外還有幾十個北京球迷。
“昨天我們從八寶山回來后，發現門口擺著一束花。后來有人來敲門，是一個年輕人。他說這花是他拿來的，他就想給建平鞠個躬。當時他站在門外樓梯口就想鞠了，還帶了一封信給建平。”
球迷發來的短消息很多。索玉華說：“多得我都來不及看，上海、濟南還有很多地方的球迷都有。”
這幾天索玉華不得不將電話調到了振動檔，而且也不敢再接手機：“記者、球迷都打電話來。昨天一天我手機光未接電話就有50多個。”
就在記者和索女士一起看球迷發來的短消息的短短幾分鐘時間，又有兩個電話進來，同時手機屏幕上的短消息標志也在不停地閃爍。
龔建平走了，他的心應該是平靜的。但這種平靜多少讓人感覺孤單。
(來源：新民周刊 作者：王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