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新聞周刊:鄧小平 我們時代立憲者的平凡人生

　　-本刊記者/黃艾禾

　　新聞周刊：小平同志走了已經七年了。你們是不是非常想念他？在你們家里，每年會用什么樣的形式紀念他呢？

　　鄧榕：我們非常想念他。每年的2月19日，是他的忌日。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什么都沒有留下。他的遺體捐出來供醫學解剖，角膜也捐獻了，骨灰撒在了大海里。他這個人對于生死問題非常達觀，一再明確地反復地跟我們交待，死后不留骨灰，不要修紀念館，不要豎銅像，不要這些鋼筋水泥的東西。他說與其修這些東西，不如多種幾棵樹。我們知道，他是想回到大自然中去。所以，每年到了2月19日這一天，我們就買好多花，每個人拿一個小花籃，媽媽帶著我們全家所有在北京的親人，來到院子里。在草地上，院子里，撒花瓣。一邊撒，媽媽一邊大聲說：“老爺子，你好嗎？我們都跟你在一起呢！”有一年的2月19日，北京下了雪，那天，五顏六色的花瓣撒在雪上，非常非常地好看。

　　這一天不在北京的親人，不管在天涯海角，也會找一些花、哪怕幾片樹葉子撒一下。無論在哪里都要撒。我們始終覺得，他還和我們在一起。

　　他是一個非常本色的人，從不需要任何掩飾

　　新聞周刊：小平同志一生經歷幾次大起大落，在他重新走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崗位以后，你們會感覺到他的變化嗎？

　　鄧榕：恰恰是沒有什么變化。我父親是一個非常有組織紀律性、非常有原則的人。他“公事不私議”，在家絕對不談公事。文化大革命前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時，從不和家人議論國事，許多事連我媽媽都不知道。我們小時，甚至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時我16歲了，突然聽到“打倒劉鄧”的口號，我大惑不解，劉少奇多高的身份啊，鄧小平怎么可能跟劉相提并論呢？我還去問我哥哥。我哥哥說，你真無知！

　　當然我們家里會有很多特殊之處，有很多警衛人員站崗。但我們都是很大了才知道父親的職務。后來的孫子輩也不確切地知道爺爺是干什么的，只是在電視里看到，爺爺還出現得挺多的。

　　有人因此說，鄧小平是一位最具平民意識的領袖，我覺得鄧小平的這種作風不叫平民意識，應該說是一種平和心態。是做人的一種原則，一種最質樸的做人的原則吧。

　　新聞周刊：小平同志心情好的時候和心情不好的時候，在家都會是什么樣子？當中國發生重大的事件時，你們在家里會感覺到父親的情緒變化嗎？他會發脾氣？或是憂心忡忡？

　　鄧榕：他老人家的性格特點是不說話，寵辱不驚，喜怒不形于色。他從來不會跟人聊天，但他不管我們的聊天，我們可以胡說八道，可以開玩笑，天上地下東南西北古今中外，什么都可以說。他就是聽著，從來不說話，不表態。有時候，我們說得太過分了，他也會說一句：胡說八道！只是這樣的一句。

　　他喜歡身邊的這種熱鬧氣氛，或是說，這么一種熱烈民主又特別生動的家庭氣氛。他是不是從這里多少聽進了一點東西呢？大家都知道他耳聾，我們覺得他是“選擇性耳聾”——他想聽的，就聽進去了。

　　至于說“憂心忡忡”，在我的記憶里，只有一段時間，我們感覺得到他的確心情沉重。這種憂心忡忡不是從表面上看出來的，是感覺體會出來的。那種沉重感，不是寫在臉上，不是寫在某一道皺紋上的，而是整個人的那種感覺。那是文革中，他復出后與四人幫進行激烈斗爭的時候，他的處境確實非常艱難，最后他還要自己主持會議批判他自己。但就是在那樣的時候，他也不會皺個眉頭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看書，也不看報，緊閉著眼睛，很久很久。這個時候，我們都不去吵他，把孩子也帶走——本來，他回到家要放松休息，是最喜歡與孫子孫女們玩的。

　　新聞周刊：他在孫子孫女們面前，是非常放松的？

　　鄧榕：在看見孫子孫女時，你是看得出來他的笑是發自心底的。用我們四川人的話說，是“笑瞇了眼睛”，是那種帶著幸福感的笑。有一次，他曾經問我們說，世界上最好的人是誰呀？接著自問自答地說：就是爺爺！父親這個人，特別率真，特別質樸。就是在重大政治場合，他都是那種放松的感覺。他的率真是出于本性的，是沒有任何矯飾的。

　　新聞周刊：可是也有一種說法，說他的部下很怕他？

　　鄧榕：他的很多老部下怕他，特別是原來“二野”的那些老部下。在“二野”時，劉伯承司令員是一個慈祥的長者，而鄧政委是一個嚴肅而話不多的人。鄧的這種威嚴，叫做“不怒自威”，大家比較怕。到了過年過節時，這些老部下想來看他，也是大家約好一塊兒來給政委拜年，不會一個一個來。他們進屋坐下，每人都說幾句。然后鄧就說，好了，也看了，也沒什么說的了，就到這里吧！大家就起身告辭。但那是早年。到了晚年以后，他的這種威嚴有所變化，相對盛年時期不太一樣了。他越來越像一個挺可親的老人。

　　但是，他的堅定不移是始終不變的。一旦決定了的事情，他會特別堅決。在香港回歸前，有人曾說我們在香港不會駐軍。后來在一個會見香港客人的場合，采訪的記者們照完相剛要走，鄧小平突然說，請記者們都回來，他說，有人說在香港不駐軍，這是胡說八道！——這是他最嚴厲的說法。他這個人從來不說粗口。

　　他論對錯是非從來是對事不對人。我的印象中他幾乎不批評人。他從來不說，你不該怎么樣。他只是說該做什么。他對家人也從來不用教訓的口吻說話。他的威嚴就在于他對于重大問題決策的果敢，在于對原則的堅定、堅持和不容動搖。所以他有震懾力。

　　他不喜歡看見自己的題字到處掛著，不喜歡看到自己的像到處立著。所以要想讓他題辭就很難，都是秘書挑挑揀揀，揀出最必要的，集中找他寫一次。但是他這樣做不單純是對自己要求嚴格或謙虛，他從不假謙虛，該不謙虛的時候，他非常地決斷。他本質就是這樣。該拍板的時候，當仁不讓。

　　“取消終身制，在中國這么一個從來沒有民主傳統的社會基礎之上，開始建立民主的制度，應該是鄧小平在20世紀對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

　　198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這一天，鄧家人特地舉行了一個儀式來慶祝，他的四個孫輩送給他一個親手制作的賀卡，上面寫著：“愿爺爺永遠和我們一樣的年輕！”

　　新聞周刊：一位在任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在身體健康頭腦清楚的情況下，主動退出第一線領導崗位，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這與鄧小平同志幾起幾落的個人經歷有關嗎？

　　鄧榕：這當然跟他的個人經歷有關。但是我認為，這也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有關。國際共運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權力交替的問題。鄧小平對于國際共運的歷史和現狀，是進行了深刻的思考的。不光是對60年代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戰進行了反思，而且他是從整個制度方面進行思考的。

　　鄧小平年輕的時候，16歲到法國，他最早的追求就是要救國，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使中國走向民主富強。加入共產黨以后，他和他的戰友們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斗爭，其中一個主要目的還是反對反動的獨裁統治。鄧小平所代表的這一代共產黨員的追求，是要通過自己的奮斗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實現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

　　而在實現這個理想的過程中，他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就是中國有著近兩千年歷史的封建傳統和封建思想。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必須跨越的障礙。應該說，鄧小平對廢除終身制問題的思考，不僅僅限于這個問題本身。文革結束以后，鄧小平曾多次反復強調要解放思想，要廢除封建主義殘余。廢除終身制只是一個標志，更深的內涵是對中國的封建傳統封建思想的徹底拋棄。

　　在經過這么多年的革命生涯后，在經歷文革后，鄧小平復出以后首先強調的問題，除了解放思想以外，就是制度問題。他和他的同志們主持修改了憲法，確立了新的憲法下的中國的法律體系，對黨和國家領導體制進行了一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廢除終身制。這些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與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具有同樣深刻的意義。

　　新聞周刊：在廢除終身制的過程中，小平同志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鄧榕：阻力非常大。這種阻力，不是個人的，不是是非方面的，而是觀念上的，感情上的。要知道，中國老一代的革命者，他們從感情上就認為，他們的使命就是終身革命，他們參加革命的誓言就是“生命不息，戰斗不止”。這不是他們對權、對地位的眷戀，而是一種純樸的革命情感。這是個觀念的問題。他們覺得，你讓我退休，那我這輩子革命是為了什么��？革命了一輩子不是晚節不保了嗎？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子的，沒有退休的概念。

　　所以在當時，要把退休作為一種制度讓大家都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鄧小平提議作為過渡建立中顧委，是為廢除終身制做準備。后來取消中顧委，也是為了廢除終身制。文革以后，他自己一直致力于盡早退下來。他曾經說過，自己如能更早地退出領導崗位就好了。他多次說過，如果把國家的命運這樣系于一個人的身上，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取消終身制，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中國這樣一個從來沒有民主傳統的社會基礎上，開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并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應該是鄧小平在20世紀對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也可以說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聞周刊：退休以后，小平同志真的過得很輕松嗎？他每天都怎樣生活？

　　鄧榕：他的退休生活特別規律，這和他曾經是軍人有關。他自己就說他是一個老兵。退休后他每天早上8點鐘起床，吃早飯，散步，看看文件。12點吃午飯，睡午覺，下午看些報紙書籍，晚上6點半吃飯，晚飯后看看電視，打打橋牌。我們家的鐘點都是跟著他走，非常準時，這是他長壽的一個秘訣。他吃飯也從來不等人，吃完了就走，飯桌就收了。你要是來晚了，就沒飯吃。

　　實際上，在1989年正式退休之前，他已經過了很長一段半退休生活。當時有個外國記者采訪，問他每天辦公的時間是多少，他伸出兩個指頭說，兩個鐘頭。外國記者非常吃驚，但真的就是兩個鐘頭。也就是早上9點多到11點多兩個鐘頭他看文件，下午和晚上，他從不安排這種公務活動。那時候，一線的事務、日常的事務他已經不處理了。

　　想過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鄧榕：我父親一直想盡早地實現退休，這個愿望是非常真誠的，隨時準備好退休。他對我們說過，他的夢想就是，退休以后能像一個普通的百姓一樣出去走走，去逛逛商店。文化大革命前，他經常帶著孩子們去散步、郊游。到十三陵，拿塊布往地上一鋪，然后擺上自己煮的茶葉蛋、買的香腸和面包，坐在地上野餐，經常這樣。他想退休以后還是這樣，很輕松地出去到公園散步。

　　新聞周刊：他是一個很會生活的人？

　　鄧榕：他熱愛生活。他是足球迷，結果把我們也都培養成了足球迷。他喜歡打橋牌，游泳，散步，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他也看籃球，乒乓球，話劇，歌劇，芭蕾舞，什么都看。我們小的時候，他常帶我們去看體育比賽和演出。那時候簡單，沒有前呼后擁的，把車叫出來，說走就走。晚年時，他也看電視，電視新聞，電視連續劇，什么都看。

　　新聞周刊：我在你寫的書里看到，他也很會做飯？

　　鄧榕：他做飯的手藝特好。文革在江西的時候他經常做飯，做川菜。紅燒肉，扣肉，麻婆豆腐，粉蒸肉都會做。不過北方面食不太會做，搟面條是我教給他的。他喜歡吃好吃的東西，這一點特別本色。他說有的人是“好吃不會吃”，有的人是“會吃不好吃”，他是屬于“會吃不好吃”的。

　　新聞周刊：他想過一個普通百姓的生活，恐怕也不容易做到吧，起碼上街大家都會認出他來的。

　　鄧榕：家里孫輩們當時就“打擊”過他，說爺爺這是理想主義！后來他到上海時，真的到商店里去了，結果一下被人圍上了，又是照相，又是鼓掌。我們后來問他：老爺子，今天你逛商店看見什么了？他說，什么也沒看見，光看見人了！他說以后不出去了，因為出去就興師動眾，就擾民。他特別不愿意擾民。

　　晚年的時候他想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家里，親近地接近群眾，機會不多了，畢竟受到身份的限制。他總是想去看看老百姓，看看他們的生活。每次出去到外地，他都坐火車，沿途把窗簾拉開，往外看。只要是白天，太陽沒落，他就一直看窗外。看沿途的莊稼好不好，肥足不足，道路修得好不好，老百姓房子什么樣，是磚房瓦房還是草房，有什么地方建小樓了，樓上有沒有天線——有天線就是有電視了。早些年的時候北方發展得不如南方快，都是比較破舊的土房，到了南方開始有小樓了，他就特別高興。他說你看，那地方的農民有樓房了！火車上很顛簸，他讓我們扶著他站起來看，總也看不夠。

　　在我的印象中，正式退休以后，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還是制度問題，如何建立起最適合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制度；第二個，是共同富裕，他認為在存在差別的基礎上，只有全體人民共走向共同富裕了，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優越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30期，總第1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