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日，這個中國紡織業企盼多年的日子終于到來。但環顧全球紡織品市場，中國的“朋友”似已不多。

　　除歐美外，一直與中國“傳統友誼”甚篤的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頻頻抵制中國紡織品。而歐美則以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代言人”身份自居,不遺余力地宣揚，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會搶其他發展中國家“飯碗”。

　　這是一個不小的反差。一直以來，在世貿組織的各種談判中，發展中成員與中國經常攜手制衡發達成員，維護自身應有權益。

　　形成反差的背后，是歐美國家為繼續保護國內毫無競爭力的紡織業，鼓吹紡織品配額取消后的“中國威脅”，將“禍水”引到中國紡織業身上，為自己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尋求借口。

　　發展中國家抵制中國紡織品

　　用商務部研究院趙玉敏研究員的話來形容，中國紡織業現在是“腹背受敵”。“我國一般貿易摩擦主要涉及一個或少數幾個貿易伙伴，但這次針對中國紡織品的世貿組織成員，不僅有發達成員，還有不少發展中成員。”

　　事實的確如此。近來，一些發展中國家頻頻采取措施，抵制中國紡織品。

　　土耳其政府2004年12月23日宣布，以“市場擾亂”或“市場擾亂威脅”為由，決定對中國42類紡織品實施保障措施。而在同月10日，土耳其政府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編織絨纖維和繩絨纖維發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高達7760萬美元。

　　2004年12月16日，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簽署了兩項旨在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的法令，規定對中國紡織品和服裝的進口量,不得超過上年阿根廷全部同類商品進口總量的7.5%和6%。

　　而在此前稍早時候，秘魯政府以保護本國廠家的權益為由，宣布對從中國和巴西進口的部分紡織品展開反傾銷調查。

　　而所謂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則集中體現了這一點。2004年3月，土耳其、墨西哥和美國等國的紡織品行業組織簽署了《伊斯坦布爾宣言》，要求世貿組織接受他們的提案，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繼續實行配額管理，直到2007年底。截至到2004年6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伊斯坦布爾宣言》高峰會為止，已有45個國家的90多個專業組織參加了《伊斯坦布爾宣言》的簽名。

　　長期關注紡織品問題的研究人員李小濱指出，盡管《伊斯坦布爾宣言》的要求最終并未成為現實，但值得令人關注的是,在支持宣言的國家中，非洲國家就占了1/3，發展中國家占了一半以上。“雖然美國業界是該宣言的始作俑者，但16個宣言發起國中，有13個來自非洲。這13個國家大多數都是政治上同我友好的，有些甚至是我‘全天候的朋友’，如坦桑尼亞、贊比亞等國家。”

　　事實上，正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煽風點火，直接催生了《伊斯坦布爾宣言》。

　　早在1年多前，美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聲稱，如果不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未來兩年全美70.2萬名紡織品服裝工人中的75%將失業，并將波及全球3000萬紡織服裝工人。歐洲紡織協會更聳人聽聞地預測，2005年以后，中國將占據世界紡織品服裝市場的50%。

　　而歐美對中國紡織品的不公正限制行為，使有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效仿。去年年中，歐盟對中國近5億美元紡織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創下歐盟對華反傾銷涉案金額之最。而美國去年一年內，竟連續10次設限調查中國紡織品。

　　歐美在“打壓”中國紡織品的同時，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卻“倍加關心”。

　　歐盟委員會去年10月底提出了一項“普惠制”修改建議。根據該建議，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一些國家，從2006年開始，將失去紡織品和服裝等部分優惠關稅待遇。原因是，中國競爭力逐步提高，已從“普惠制”中“畢業”，如果繼續留在“普惠制”名單中，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是不公平的。

　　美國紡織品制造商協會2003年底推出了一份報告，題目就是《中國威脅世界紡織品和服裝貿易》。該報告聲稱，紡織品配額取消是“有史以來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一次財富轉移”。該報告“充滿同情”地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從墨西哥到南非，從孟加拉到海地，都將成為中國紡織品的‘犧牲品’”。美國官員多次在國際場合表示，對配額取消后中國壟斷紡織品供應“深表憂慮”，并敦促“紡織品出口大國不應僅把目光局限于自身利益，應該與小生產國一起努力促進‘后配額時代’的平穩過渡。”

　　轉眼之間，歐美就成了“窮國”的“利益代言人”。

　　歐美“嫁禍”中國暗謀私利

　　“從客觀上講，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紡織品競爭力感到恐懼，有一定道理。”李小濱說，“中國從2002年起開始，分享世界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的成果，此后對國際市場的出口也逐步增長，這勢必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紡織業不僅是出口大戶，也是就業的主渠道。”

　　根據世貿組織提供的數據，2003年柬埔寨服裝出口占總商品出口收入的75.5%,孟加拉占62.3%,斯里蘭卡2002年服裝出口占總出口的50%。

　　但中國紡織業真的將搶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飯碗”？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曹新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歐美過分夸大了中國紡織品的所謂‘威脅’，過分夸大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形成的競爭關系和利益沖突，形成了對中國很不利的輿論環境。”

　　曹新宇進一步指出，中國紡織品將占領全球50%的市場只是理論上的假設。“實際上，中國紡織業發展面臨很多制約因素，根本不可能達到這么高的份額。”

　　首先是資源因素，主要是棉花。曹新宇指出，2004年我國棉花種植面積達到4800萬畝，為歷史最高。產量達到600萬噸，是近些年來的最好水平。考慮到以后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積的減少，國家為保證基本糧食的種植面積，棉花種植面積不會有大幅度增長，棉花產量不會有大幅度增長。但我國纖維加工量已達到2070萬噸，占世界1/3，其中棉花纖維的加工能力為1000萬噸左右，棉花相當大一部分要依賴進口。

　　“目前，我國紡織品占全球市場的25%，如果達到理論上的50%，每年棉花進口要增加400萬至500萬噸，這是不可想象的。”曹新宇說，“現在全球棉花貿易量也就2000萬噸左右。很多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都在發展紡織業，對棉花需求也與日俱增。”

　　從商業地理上看，中國紡織業也受到很大制約。曹新宇說：“現在紡織業的發展趨勢是小批量、多品種、時尚化，這決定了靠近市場的供應國優勢明顯。中國與歐美市場距離遙遠，墨西哥的紡織品從工廠出來后3天，就可擺到美國的貨架上，但中國至少需要10天。”

　　區域貿易安排對中國紡織品競爭力也存在制約。趙玉敏指出，墨西哥對美紡織品出口沒有關稅，而中國紡織品對美出口還有17%的關稅。再加上歐盟很快就要取消對中國的普惠制待遇，也會增加中國對歐盟出口的成本。正在談判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和構想中的泛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等，都把紡織品服裝貿易問題作為一個特殊重要的問題來對待，未來對中國紡織品競爭力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考慮到上述因素，歐美顯然過分夸大了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的優勢。”曹新宇說，“同時，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全球紡織品市場也在不斷擴大，而擴大的市場大家都可以分享，不存在誰搶誰‘飯碗’的問題。”

　　那么，歐美大肆宣揚中國紡織品“威脅”用意何在？曹新宇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歐美企圖繼續維持對本國紡織業的保護主義措施尋找借口。”

　　根據關貿總協定(即世貿組織前身)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果，紡織品配額取消的進程，在1995年1月1日至2005年1月1日的10年過渡期內，分4次逐步完成。

　　“但在10年過渡期內，歐美國家并沒有及時對本國紡織業進行結構調整。如美國對60%紡織品品種、歐盟對70%品種的配額限制，直到過渡期最后，即2005年1月1日才取消。這樣做，根本起不到推動其國內紡織業結構調整的作用。配額完全取消后，歐美紡織業已沒有多少競爭力，受到沖擊就不可避免。”曹新宇說。

　　“如果歐美再采取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貿易保護主義，必將受到其他成員的一致反對而難以實施。在這種情況下，歐美就采取轉移矛盾的戰術，把自己沒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的壓力轉移到中國身上，說是中國搶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紡織業的‘飯碗’，自己是為了保護后者的利益才采取各種保護措施的。這樣，不僅掩蓋了其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還為一己私利蒙上了貌似正義的‘幌子’。”

　　中國須認真化解抵觸情緒

　　此前的全球紡織品貿易配額體制，本來就是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不合理制度。紡織品貿易的各種問題，皆由此而出。

　　而在全球紡織品貿易的“后配額”時代，要解決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紡織業的問題，仍繞不開這個“坎”。

　　“發展中國家紡織業‘飯碗’問題，首先應放在一個更廣泛的范圍內來解決，即發達國家應放開市場準入的不合理限制。”曹新宇指出，“如美國本土生產的面料，根本滿足不了其國內市場所需，但美國政府規定，進口紡織品只有使用了美國面料，才能享受到進口免稅的待遇。歐盟也有類似的規定。歐盟和美國分別是全球第一、二大紡織品市場，二者合計占全球進口的2/3強。他們這種不合理的原產地規則，極大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紡織業發展的能力。”

　　曹新宇強調：“歐美應在全球范圍內取消這些貿易壁壘，不再歧視使用第三國面料纖維的進口紡織品。否則，發展中國家紡織業的‘飯碗’問題，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對于這一點，廣大發展中國家應有清醒、正確的認識。”

　　那么，中國自身應如何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紡織業的矛盾關系？

　　“無論是政府和企業，都應做好輿論宣傳工作，幫助發展中國家在紡織品問題上樹立正確的認識，化解他們在紡織品問題上對我的抵觸情緒。”曹新宇認為，“畢竟，取消配額是紡織品貿易自由化的最重要一步。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紡織品問題上互相設限，不僅不利于解決問題，也與最終實現紡織品自由化背道而馳。”

　　趙玉敏認為，國內紡織業應當重視結構升級問題。“經過多年發展，國內紡織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力，有條件在技術、品牌等方面更上一個層次。在此基礎上，國內紡織業應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把一些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紡織品生產，逐步向外轉移。這樣，不僅能提升自身產業水平，還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最不發達國家的紡織業騰出空間，減少我與他們的競爭性，增強合作性、互補性。”

　　李小濱建議，我國在已與中美、中歐、中日建立紡織業交流對話機制的基礎上，應加強與土耳其、墨西哥、亞洲、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交流，探討對外投資機會、貿易互補措施，爭取在紡織業方面開展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趙玉敏表示，對于已經出現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我國政府應認真應對，要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地處理好。“該頂住的就要頂住，不能開不好的先例。”

　　曹新宇則提醒國內企業，在“后配額”時代，紡織品出口要更規范。“如土耳其對我紡織品反傾銷調查案中，土耳其有的進口商做法不規范，要求低報價以偷逃進口關稅。有的國內企業答應了，結果不僅被人討了便宜，最后又給了別人制裁我們的借口。”(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