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1日電 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2004年中國的經濟社會資源更加朝著有利于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合理配置。從各項宏觀指標來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2004年GDP增長9.5%左右,物價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上漲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下,農民收入出現多年來未有的大幅度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報道,值此新的一年到來之際,該報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撰文,回顧總結2004年中國社會發展狀況并對2005年發展趨勢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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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國社會發展狀況
一、經濟進入新的高速成長期
繼2003年中國GDP增長出現新的起飛、達到9.1%之后,2004年GDP增長繼續爬高。盡管中央實行了新的宏觀調控政策,控制投資過速增長,防止經濟出現結構性過熱,2004年的GDP增長仍然達到9.5%左右的高速度。這標志著中國經濟處于新一輪的高速成長期。
二、人口總量達13億,其增長已經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持續實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7‰以下。中國總人口2004年突破13億,年均凈增長已經降到800多萬人左右,人口總量峰值的到來,可能比原來多數專家預測的要早、要低。在此情況下,在繼續維持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更加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調整,成為當務之急。如何利用好目前我國少兒撫養比較低、勞動力供給充足的“人口機遇期”,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為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推動力,已成為要著重關注的問題。
三、就業已走出最困難的階段
1990~2004年,中國從業人員規模從6.5億人擴大到7.5億人左右,增加了約1億人。到2004年9月底,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74萬,全年將新增就業人員900萬左右;有385萬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全年將有約500萬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全國共有城鎮登記失業人員821萬,比上年末增加2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比上年末下降了0.1個百分點。
從2004年第二季度開始,全國城鎮單位從業人員出現自1996年以來的首次同比增長的狀況,第三季度繼續延續這種同比增長的趨勢。到2004年9月底,全國城鎮單位有從業人員10944.3萬人,同比增加37.2萬人。從經濟類型看,公有制經濟單位有從業人員8095.3萬人,同比減少379.6萬人;非公有制經濟單位有從業人員2849萬人,同比增加416.8萬人。非公有制經濟單位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的比重達到26%,比去年同期提高3.7個百分點。
在一些老工業基地,隨著下崗和失業體制并軌的初步完成,積極自謀職業的動力顯著增強,經濟高速成長和農民收入提高使珠江三角洲等少數地區出現局部的暫時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盡管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形勢沒有得到根本緩解,但就業在總體上走出最困難的階段。
四、城鎮消費進入第三波熱潮
2004年1~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43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從商品類別看,增長最快的是石油及制品類、通訊器材類、汽車類、金銀珠寶類、文化辦公用品類、化妝品類,其零售額都分別增長25%~46%。
2004年1~9月份,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72元,同比增長11.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7.0%。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中,78%來自工薪收入的增長,養老金或離退休金收入也幾乎同幅度增長。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同比增長10.9%,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6.5%。在人均消費支出中,增長最快的是文化娛樂服務支出、滋補保健品支出、車輛用燃料支出和交通支出,分別增長40%~52%。
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發生新的跳躍性變化,繼20世紀80年代第一波衣食消費和90年代第二波家用電器消費熱潮之后,以家庭住房、家用汽車、交通通訊為龍頭的第三波消費熱潮已經到來。2004年1~9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增長約30%,35個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銷售價格和土地交易價格上升約10%,轎車銷售180多萬輛,增長18.5%。
五、城市化速度顯著加快
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近年來進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我國內地城市數量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3個增加到661個,其中1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個,50萬~100萬人口的大城市54個,20萬~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217個。城市經濟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已超過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約為1500萬。
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決定停止執行原勞動部頒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各省市必須限期清理限制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政策,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職業工種限制,不再干預企業自主合法使用農民工,取消專為外地農民工設置的登記項目,實行暫住證一證管理,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工和使用農民工企業的不合理收費。
許多省市都加快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如湖北省結束使用了46年的“農業”和“非農”戶口的歷史,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取消進城人口計劃指標,實行戶籍隨就業地遷移辦法,對于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進城務工3年以上、與用人單位簽訂2年以上勞動合同并辦理就業登記手續的農村勞動力,允許申請辦理戶口遷移手續,在城市落戶。山東省開始實施“戶籍新政”,取消“人口控制辦公室”等各類城鎮人口遷移控制管理機構,不準再收取城市增容費,全面放開縣城內戶口遷移政策,加快發展小城鎮,促進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湖南省將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在全省范圍內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性質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廣州市將進一步放寬戶口限制,凡在廣州10個城區內“安居樂業”滿5年并已參加全市社保的本市農村居民,可申請轉為居住地的城市居民戶口;凡在中心鎮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的本市農村居民,可轉為該中心鎮的居民戶口。
目前,我國正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繼知青返城、下崗職工安置后的第三次就業戰略大轉移,即從鄉村到城市的就業大轉移。
六、農民收入8年來首次有較大幅度提高
農民收入增長經過8年徘徊之后,2004年出現可喜局面。根據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1~9月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價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年份。
中央實行的對農民多予少取政策取得明顯效果。2004年1~9月,農民現金收入得到較大幅度的增長,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農產品價格升高,農民出售農產品的現金收入增長24.9%。二是農民財產性、轉移性收入增長較快,分別增長30.5%和24%。轉移性現金收入主要來源于政策性收入增加,前三季度農民得到的政策性收入人均19元,其中糧食直補收入人均12.7元、良種補貼收入人均1.2元、退稅收入人均0.6元、退耕還林補貼收入人均3.2元、扶貧款人均1元。三是農民打工收入繼續快速增長。本地打工收入增長23.6%,外出打工收入增長18.8%。四是農民稅費負擔較大幅度下降。1~9月農民的稅費負擔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1元,下降33%,其中農業稅比上年同期下降29.6%,農業特產稅下降79.2%,兩稅附加費下降68.4%。
糧食主產區農民收益增加明顯。據2004年對全國9000個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小麥收益情況的調查,小麥畝均總收入420.5元,扣除生產費用,純收入為199.1元,比上年增加111.3元。小麥價格上漲因素使畝均增收78.6元,政府補貼因素使畝均增收12.6元。
經驗表明,要使農民富裕起來,就必須要投資農業、轉移農民、減少農民。
七、社會保障和生活保障覆蓋面進一步擴大
到2004年9月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16062萬人,比上年底增加556萬人,其中參保職工人數為12037萬人,參保離退休人員為4025萬人;全國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1941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039萬人;全國參加失業保險人數10367萬人,共有674萬失業人員享受到不同期限的失業保險待遇,比上年同期增長5%;全國生育保險參保人數為4092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萬人;全國工傷保險參保人數5883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萬人,全國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數為37萬人。
社會保險基金保持了增收大于增支。2004年1~9月,全國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2566億元,同比增收18.4%,支出2216億元,同比增支10.5%;失業保險基金收入198億元,同比增長16.5%,支出143億元,同比增長7.5%;醫療保險基金收入768億元,支出595億元;生育保險基金收入21億元,支出12億元,27萬人享受生育保險待遇;工傷保險基金收入35億元,基金支出20億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進一步落實。2004年1~9月,全國城鎮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有939.5萬戶家庭和2199.5萬人,比上年同期戶數增長5%,人數減少1%。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鎮居民中,在職人員占6.6%,下崗人員占21.4%,退休人員占3.6%,失業人員占19%,“三無”人員占4.4%,其他人員占45%。
農村特困戶救助面有所擴大。2004年1~9月,農村共定期救濟生活困難人員813萬人,471.8萬戶。在已開展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區,有213.1萬戶、444.6萬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長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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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關鍵時期的特殊國情和應注意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發展進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轉型關鍵時期。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對于一個經濟起飛的國家,這個關鍵時期,往往是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政治體制不斷應對新的挑戰的時期,是既充滿新的機遇,又面臨各種社會風險的時期。
一些國家和地區,曾在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后進入這個時期,但后來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一些發展順利的國家和地區,如今人均GDP已達到1~2萬美元;而另一些沒有解決好社會矛盾與發展問題的國家和地區,至今人均GDP還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這是中國應當引以為戒的。
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經濟全球化影響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國在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關鍵時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經驗的特殊國情。
第一,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中國的農民數量以及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還如此眾多,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這給中國完成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困難,因此要特別注重城市化和減少農業從業人員比重的問題,爭取在未來15年再轉移出1億多農業富余勞動力。
第二,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沒有按照應有的規律向縮小的方向發展,而是繼續加速擴大。這既有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趨勢限制了初級勞動工資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現代財富積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會組織中間管理階層出現新分化的新情況,還有轉型期腐敗和非法致富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政府應利用財政、稅收、福利等杠桿,對收入再分配進行科學的調控。
第三,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而呈現出在一個較長時期供大于求的趨勢,就業問題一時難以根本緩解。雖然老人和少兒的社會總撫養比在下降,但勞動年齡人口中因失業造成的撫養比在上升。因此,解決好就業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教育,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是保持經濟高速成長推動力的重要一環。
第四,與一些國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規則不同,中國由于人均壽命延長和嚴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還沒有富裕起來就過早老齡化。所以,要關注社會保障水平剛性增長與經濟發展周期波動的矛盾,完善重節約、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制。
第五,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農村按國際貧困標準還有1億多貧困人口,這也是中國的特殊國情,F代化國家的最有標志性的指標,就是農民不再是窮人。因此,應實施新世紀的減貧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間整合農村投入的資源,建立起農村社會保障的基礎框架。
第六,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我們應當高度關注民主意識的成長。通過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堅決遏制腐敗現象,提高各種管理的社會技術水平,保證長期的政治穩定。
第七,大國的興起與小國的興起對國際的影響完全不同,以往的發展經驗說明,大國的興起和更替往往會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并可能引發勢力范圍爭奪的國際沖突。中國是一個大國,在快速提高自己國際經濟社會地位的時候,應保持清醒的頭腦,處理好國際關系,特別是處理好大國之間的國際關系,為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爭取較好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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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國社會發展趨勢
一、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
中國繼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初期兩次經濟增長高峰之后,目前進入第三個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原本以為,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粗放擴張階段的結束、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買方市場的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持續20年的GDP近10%的年均增長時期已經過去,此后將進入GDP年均增長7%的常規期。但在經濟全球化產業轉移和中國逐步壯大的消費市場的推動下,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GDP較高增長周期。
二、“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
截至2004年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已經歷3年過渡期,國內大部分產業的保護過渡措施到期,壟斷行業的改革面臨新的挑戰,盈利空間較大的銀行業和汽車業首當其沖。
按照“入世”協議,在“入世”4年內,放開人民幣的零售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到2004年8月底,外國銀行已在我國設立了近200家營業機構,13家外資銀行獲準在華開辦網上銀行業務。我國目前已有13個城市允許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中國的銀行今后面對的是國外的強大競爭對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一場輸不起的“背水一戰”,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仍高達20%多,接近2萬億元人民幣,而且資本充實率比較低,實現盈利狀況也不夠好。四大商業銀行共有員工近150萬,比照國際同行,同等的資產規模僅需員工30萬人。一向靠政府信譽托底的國有商業銀行,能否在“背水一戰”中順利過關,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社會問題。
按照我國的“入世”承諾,汽車關稅將從2004年的34.2%最終降至2006年25%的底線,降稅分3個階段進行。降稅的前景造成汽車減價壓力,國產轎車價格將繼續呈下降趨勢,2004年有較大幅度降價的車型不下50款,主流轎車企業如上海大眾、一汽大眾、上海通用等全面參與價格競爭,預計2005~2006年大部分轎車車型價格將逐步與國際接軌。在消費者買漲不買跌心理驅使下,汽車庫存會有所增加。2005年全年汽車總產量估計在500多萬輛,增產幅度18%左右,轎車產量估計在240萬輛左右,增長幅度大約是18%~20%。中國現已有100多家汽車生產企業,應通過規模效益來降低成本,防止汽車行業重走當年電視行業過度競爭的覆轍。
三、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
到2006年,世界城市人口將從2000年的25億人增加到32億人,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將從2000年的42%上升到50%。許多經濟起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城市化水平達到30%~40%以后,城市化進程會有一個加速期。
中國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驅動力量:一是農業用地和非農用地存在巨大的價差,土地價格具有很好的升值前景;二是城市聚積經濟效益明顯,一個市民的消費等于三個農民的消費,城市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2個百分點;三是按農村一畝地年均純收入500元,而向二、三產業轉移一個勞動力的年收入6000元來計算,那么,每轉移一個農村勞動力的收入相當于增加了12畝耕地,可增加該農民年純收入3500元以上。全國許多地方農民工外出打工匯回家鄉的收入都超過了當地的財政收入。
但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過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現了大量無地無業農民。盡管目前中國城鎮總人口達到了5.2億多,但是非農人口還是只有2.5億多。大量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權利、公共服務,與擁有戶籍的市民相比還有極大的差別。所以,加快城市化的關鍵,是加快農民的市民化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妥善處理好土地征用爭議、農民工利益保護等問題。
四、老齡化問題逐漸顯化
我國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有1.3億,約占總人口的10.2%。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速度增長。到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2億,約占總人口的14%。35年前,中國兒童對老人的比例是6誜1,但再過35年,這個比例將會扭轉為1誜2。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收入平均為4000美元,很多已經達到10000美元,即使是發展中國家如烏拉圭、阿根廷也為2000美元左右,而中國目前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人口老齡化而又沒有進入富裕社會,將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對社會經濟發展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提出諸多挑戰。
目前中國養老金制度還主要是覆蓋城市正規勞動部門,農村只有約10%的人口參加了小規模的和自愿性質的農村養老系統?傮w而言,目前全國僅25%的勞動力有不同程度的養老保險;而家庭規模的普遍縮小又對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構成威脅。目前老年人通常平均有4~5個孩子分擔贍養,但家庭孩子的減少會很快改變這一切,若干年后就會出現平均2~3個孩子分擔贍養老人的情況,獨生子女家庭會出現一對夫婦照料4個老人的情況。
隨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養老費問題、醫療問題、照料問題、孤獨問題、社會參與問題、精神健康問題等,都會逐步顯化。老年人的消費,也會成為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市場。
五、勞動關系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
近兩年來,隨著勞動關系發生深刻變化,企業勞動爭議和勞動糾紛事件以及群體性勞動沖突突發事件逐年增加:一是國有企業轉制中的矛盾突出,引發的罷工、靜坐、阻斷交通、集體上訪的事件增多;二是中小型私有企業、港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并在爭議案件總數中占相當大的比重;三是侵犯農民工合法勞動權益的現象仍然比較普遍,經常發生雇主隨意拖欠工資、克扣工資、扣押身份證、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任意辭退和不承擔工傷賠償責任的情況;四是征地農民工就業安置后企業違反協議辭退的問題比較突出。
由于非技術勞工缺乏集體談判能力以及勞動保護法規得不到落實,農民工的平均工資10多年來幾乎沒有得到增長。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出現的所謂“民工荒”,實質上是在農民收益有顯著提高情況下企業勞動關系緊張造成的對勞動力供給市場的扭曲,工資缺乏吸引力和勞動條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珠江三角洲地區12年來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
六、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產生重大影響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與平均消費傾向呈逐年遞減之勢,而教育費用持續攀升大大強化了居民儲蓄意愿,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消費傾向。全國城鄉居民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占居民總消費的比重,近幾年有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長最多的就是教育費用。而世界多數國家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時,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消費比重反而有所下降,特別是教育的費用有所下降。
連續數年多項關于城鄉居民儲蓄目的的調查表明,子女教育費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過養老和住房。因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子女教育狀況與孩子未來的職業和生活道路密切相關。但是教育從幼兒園起就開始交各種贊助費、擇校費、擇班費,大學生的學費、生活費也超出了普通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從而導致居民家庭削減當前消費開支,增強儲蓄力度。目前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的競爭仍在使子女教育費用攀高,這會對家庭消費傾向和儲蓄意愿產生重大影響。
七、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
隨著20世紀后半葉出生的人群成為社會中上管理階層的骨干,他們新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大地影響著中國未來的走勢。在經濟全球化、市場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況下,在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當中,價值觀念出現較大的差異。特別是新一代青年,一是出現價值觀念的多樣化和個性化,他們對成功者的價值判斷呈現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運,更加認同一些新的社會價值;二是出現新的民族主義取向,他們生活在中國經濟社會國際地位快速提高的時代,容易產生迅速改變現實格局的浮躁和激進情緒;三是注重消費的物質主義偏好明顯,認為經濟地位可以改變一切的看法相當普遍,老一輩的省吃儉用習慣已轉變成新一代流行的超前消費;四是出現文化主流的年輕化,從服裝時尚到流行歌曲、從電視互聯網到閑暇生活、從企業文化到社會觀念,青年一代正在使主流文化出現年輕化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把握價值觀念新的變化規則,塑造新的社會價值形態,彌合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差異,也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