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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文化失落感,使他們孤獨,他們的抑郁,是文化差異間彌漫的一種鄉愁般的情緒
將近一半的失眠是由精神原因引發的,而很多在國外的華人移民都有長期失眠的經歷。《少女小漁》的作者,旅美華人作家嚴歌苓自訴,曾連續30天幾乎沒有睡眠。而好朋友演員陳沖,和她有一模一樣的失眠體驗,吃一模一樣的安眠藥。“如果發現哪個藥療效好,她們真的是奔走相告。”曾采訪過這二位的華人作家陳燕妮說。
由抑郁到抑郁癥
在這些飽受失眠困擾的人們眼里,住加拿大倫敦市的賈建軍一定是他們“羨慕”的對象。來加拿大快三年了,平常的日子里,他一天總要睡上12個小時才夠。賈建軍是那種妻子孩子都在國內,一個人在加拿大坐移民監的“假單身”。第一個月的亢奮期一過,投入緊張的實驗室工作后,他就陷入了巨大的疲勞感之中,從實驗室回來,常常癱在床上,一動不想動。
又挺了一個月,他開始打電話給妻子,支支吾吾說想回去。來加的前8個月,賈建軍是在非常“羞慚”的狀態下度過的:在國內歷來對功課駕輕就熟的他,在加拿大考試前的睡眠是要以分鐘計算的,經常是通宵看書到天亮。
賈在國內是學醫的,他了解有關抑郁感的知識。他曾經觀察自己,每到考試前或家人探親來了又走了以后,總要經歷一個多星期左右的情緒低落。這種密集的情緒低落逐漸平息后,還會經常有反復和波動。
清華大學英語系女孩小衛,5年前跟男友共同赴美留學,不久兩人因瑣事分手。失戀的反應如此強烈,一個人在異國的街道上,小衛經常走著走著就無法控制地流眼淚。對她來說,一切都回不去了,生活中沒有哪怕一個讓自己感覺溫暖的人。她火速找了一個新的男友,火速結婚,又火速有了孩子。她斬斷浪漫幻想,用一個充滿了瑣碎噪音的家庭把自己包裹了起來。
在很多人眼中,來美12年的加林已經成功地進入了所謂的美國主流社會,他在著名的大公司里靠實力拿著一份比大多數美國人都優厚得多的高薪。然而多年來,他卻并沒有交到一個能說得上話的美國朋友,而所謂“主流”的生活,又使他失去了大量的中國朋友。在中國人的聚會上,加林時常獨坐向隅,成了抑郁的邊緣人。
在移居國外的某一段時間里,新移民普遍會經歷不滿、失望、沮喪等負面情緒。據加拿大心理醫生施威廉估計,在加拿大華人新移民中,經常有抑郁情緒的占1/3。這種在普通人身上發生的短暫抑郁現象是壓力超負荷時的信號,是人長時間面對壓力的必然反應。
同仁醫院醫生許天紅分析了移民在國外由不適應到產生抑郁的過程:最初是否定期,特點是已感到心理不適,但仍告訴自己“我沒事,我意志很堅強”;然后是抑郁期,也叫抑郁情緒期,特點是持續時間長達兩周以上半年以內,嚴重程度還不至于影響到學習和生活,情緒在高興和不高興間波動較大,醫學上尚未達到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抑郁期過后,將要出現一個重要分岔,這一時間內,能有效進行身心調節者自然過渡到適應期,然后逐漸復原,反之就會發展為抑郁癥。
不可超越的玻璃頂
前途焦慮、分離焦慮、跨文化差異等種種因素,是導致新移民產生抑郁情緒的原因。心理專家指出,在各種原因中,最難解決的是跨文化差異所導致的文化適應問題。
對移居西方國家中國人來說,文化適應問題顯得尤為艱巨。
從語言上,分屬漢藏語系的中文和印歐語系的英文背后所承載的文化信息有著巨大的差異,對于中國移民來說,語言障礙永遠存在。
在生活方式上,美國可能比歐洲更令中國人壓抑。美國總體上是清教徒的文化,社交活動通常以家庭為單位,平常沒有什么夜生活,人際交往淡漠。中國移民的業余生活極其單調。那種“晚上十點還有朋友招呼出去吃飯”的中國式交際,成為很多移民的社交奢望。
中國文化是一種底蘊深厚的強勢文化,在許多人的體會中,離開祖國后,中國的文化才在他們身上顯示出深厚持久的影響力量。這種影響,年齡越大的人越無法擺脫。一些中年移民的中國人,后來完全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堅持留在美國的。
表面上,大多數的抑郁總是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引起的,如工作、學習、感情等。但很多實際問題歸根結底仍然是文化問題。
美國加州科技大學教授丁子江認為:文化的最深層困惑,是思維方式的困惑。它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海外的中國移民,像一個魔咒,左右著他們的行為方式。
丁子江認為,在美國,中國人幾乎無法從事管理層的工作,只能作為職業機器的零件而存在。究其原因,根本上還是文化障礙;同時,中國的教育方法決定了中國人才的思維方法比較不具有創造性,因此在技術和研究領域,也很難取得真正的成就。
“文化的融入不是學習來的,是浸泡出來的。”一些移民發現,“就在我們對第二語言的掌握越來越自信,對本地生活越來越熟悉的時候,卻碰到了文化適應的終極之限——一個不可超越的玻璃頂。”
新一代移民的新抑郁
文化適應的玻璃頂是無論何時都會存在的,問題是,為什么在全球信息交往如此頻繁,溝通條件如此發達的今天,華人新移民的抑郁反而有增加的跡象?
許天紅認為,二十幾年的出國潮中,出國人員已經換了幾代,而每代人的人格背景迥然不同。
人格的完善是由社會造就的,如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國的第一代人中,很多都是有插隊背景的老三屆。這些人吃過苦,生活和心靈上長達10年的孤獨磨礪,使他們能在異鄉的土地上忍辱負重,白手起家。對他們來說,國外再難,也不過是再來一次“洋插隊”。而相比之下,現在出國人的物質條件好了,心理素質卻普遍比不上第一代人,尤其是近兩年來由父母籌資送出國的小留學生。這些人出國的心理準備最差,也最容易為抑郁襲擊。
1993年,中央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國家教委公布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有關問題的通知》。留學咨詢專家徐小平認為,以90年代中期作為分界,之前出國留學用的是別人的錢,回國愿望不強;而之后很多人出國用的是自己的錢,回國愿望很強烈。
以前在中國人心中,美國是金錢圣地,到處是發財機會,所以到了那里的中國人的姿態很低,對生活要求不高。看在美金和能學習先進制度的面子上,精神需求方面就不講究那么多了。現在,這些人在國內也能掙不少錢,再出國是為了尋求自我完善。所以格外重視生活的各方面質量。在此情況下,精神空虛就再也受不了,他們覺得這會使自己的生活質量下降得很厲害,而能賺到的美元不足以彌補自己遭受的損失。
對新一代移民來說,期望越高,當遭遇高才低用、遭遇不公平競爭和文化困惑時,越會陷入不滿、失落和抑郁的情緒之中。“為溫飽奔忙的赤貧顧不上抑郁,而他們有了抑郁的資本。”美籍華人作家陳燕妮說。
因期望值與實際的落差而引起的抑郁,在加拿大華人新移民中更為常見。和美國的情況不同,在美國的華人,最擔心的是身份,因此能留下來就算成功了一半;而在加國,身份感是初到時就有的。
根據加拿大MANIFORD數據分析公司的調查,1/3華人新移民經常處于矛盾狀態,他們既不能放棄以前的優越生活,又無法以較低姿態融入加拿大社會,一年后,當他們用光了從國內帶來的錢,生活和精神上就會受到嚴重的打擊。
對于吃著麥當勞、聽著搖滾樂長大的小留學生來說,他們的抑郁看起來更讓人無法理解。我們總以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西方文化的影響似乎比中國文化更大。加州科技大學教授丁子江分析其中原因時表示:表層的了解無法解決真正的融合。麥當勞、搖滾樂等只是大眾消費文化,是很容易模仿的、很表面的文化。當你真正置身西方文化中時發現,你無法與這個文化的魂魄產生真正的共鳴,所以骨子里還是原來的一套。而且,在表層文化下面還有很多不很顯性的亞文化,如美國的青少年文化,外國人就更摸不著邊際。
互聯網可能是另一把雙刃劍。和國外親友經常保持聯系的人會發現,雖然遠隔萬里之遙,他們對國內發生的各種大事小情無不了如指掌,上到政府換屆,下到歌星緋聞,甚至某孕婦自行剖腹產子之類的社會新聞。對此,他們不僅有了解的渴望,而且有追蹤的熱情,這種熱情遠超于他們對美國總統大選的關注。心理醫生指出,沉溺互聯網上祖國的八卦新聞,是一種危險的標志,這說明:你對所在國的文化開始逃避了。
抑郁至此,何以解憂?
“我覺得我已經適應了。這種感覺就像一個人突然失明時,一定會痛不欲生,異常恐慌。但時間長了,當他意識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復明的時候,只有慢慢地習慣,學著適應生活,在黑暗的天地里做一些盲人能做的事”,“永遠不可能游刃有余。離開了原來完全不同的文化,就意味著生活的殘缺,”;“身殘志堅的人很多。”不只一個在陌生文化中堅強生存的華人新移民提到了失明或殘缺的感覺,他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承認殘缺,正視心底深處的恐懼,是開始適應的第一步。
很多華人新移民信教了。在某種程度上,教會充當了這些人的社會支持系統,而上帝扮演了懂華文的心理醫生的角色。同仁醫院心理醫生許天紅指出,有堅固的社會支持系統或能夠有效建立新的社會支持系統的華人新移民,出現抑郁的幾率很低。
許天紅制作了一個海外華人生存的人際圈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是配偶或情人 對海外生存者而言,最幸運的事是擁有一個同心同德、擅長溝通的生活伴侶;接下來是同在一國的親戚、朋友(主要是來自祖國的同學);再外圈,是同事,這個圈子主要由生存國家的本地人組成,雖然心理上不能依賴,但工作上可以相互支撐。這個圈子很重要,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財力去刻意經營;而最外面一層,是國內的親友,這是海外生存者的大后方。
一些華人新移民說,我可以接受這個地方,但我不能接受這兒的文化。徐小平認為,如果是留學,在另一文化里獨善其身并非明智的選擇,因為一定要記住,留學的主要目標是接收另一種文化。
這涉及到如何辨證地看待文化差異的問題。美籍華人作家陳燕妮說,美國遠非某些華人體會的文化沙漠,她曾和華人音樂家譚盾在紐約的唱片街瀏覽,看到貨架上“TAN”的一欄,唱片全被賣光了。陳自己也是一家華文報紙的創辦人,她說,在洛杉磯的華文報紙就有50家之多。在陳眼里,美國文化是一座五彩斑斕,充滿的寬容和機會的金銀島,覺得美國的文化冷感的人,是因為他們自己首先沒有放開懷抱。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曹紅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