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該講究的時候了”
1998年,張瑞敏登上了哈佛講壇。1999年11月,英國《金融時報》公布“全球30位最受尊重的企業家”,張居26位,因為海爾“有堅定獨到的經營策略,使消費者滿意度和忠誠度達到最大化,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在行業領先,具備持續穩定的贏利表現以及成功的應變管理能力和市場全球化。”世界上開始響起中國企業家的聲音。
2000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對話》欄目開播,中國的企業家(潘石屹、張繼升、柳傳志、田溯寧等)與錢伯斯(思科CEO)、克瑞格·貝瑞特(英特爾公司總裁兼CEO)等跨國公司的領導者們輪番成為主角,雖然看上去顯得不協調。2004年,GE前CEO杰克·韋爾奇來到中國,與眾多中國企業家展開公開討論。他感到了驚訝。而在他5年前參加的財富上海論壇上,他的中國同行們“像是在演戲”。“這一次真的是腳踏實地在交流。”同樣參加過當年財富論壇的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長劉持金認為那時的中國企業家“與現在確實不能同日而語”。“這一代企業家讀的書、接受的培訓都是跟國際接軌的,英文又好,領導的公司規模也越來越大。”
僅僅過去了20年,中國企業家就脫胎換骨了。王石說,形勢已經變了,“真正有話語權不是電影明星,不是體育明星,不是政府官員,是企業家和媒體和經濟學家、學者的結合。”這個過程中,亞布力論壇、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博鰲等論壇的出現,給了企業家們發出自己聲音的平臺,他們開始形成自己的階層。“任何一個企業家,他不光代表自己,無形中已經代表了這個企業,他個人的品位以及很多小節,將影響到他所領導的企業、團隊和品牌。企業家階層除了奮斗,也到了該講究的時候了。”白領服飾董事長苗鴻冰說。
受公眾關注的企業家階層的私人生活開始講究起來了。他們的汽車一換再換,李東生從最初的桑塔納換到了奔馳,張朝陽從切諾基換到了寶馬,歐陽旭(國風集團董事長)從2020吉普換到了寶馬728;他們的房子也越住越大,風起云涌的豪宅費盡心機要引起這群人的注意;他們出入各大富豪俱樂部、五星級飯店;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最好的學校去讀書,并且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他們回來繼承自己的事業。
財富的迅速增多已經足以讓中國的企業家們從衣食住行上與大眾區別開來。1995年,亞洲最大的公務機提供商金鹿公務機公司成立;從1997年開始,遠大集團總裁張躍先后買下六架飛機,其中包括兩架噴氣式公務機。2004年末,杭州道遠化纖集團董事長裘德道6500萬元買下美國雷神飛機公司的“首相一號”豪華噴氣式公務機。2004年,柳傳志第一次坐金鹿公司的公務機從北京到內蒙古,途中對這種機器贊不絕口。
然而,他們的這種講究卻被外電曲解了。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撰文稱宋城集團董事長黃巧靈“梳著一絲不亂的背頭,充滿得意地看著他那富麗堂皇的居所。在這里,杭州市郊數千公頃的水稻田間,黃建起了他的最為輝煌的杰作:一座價值1千萬美元的白宮復制品。他徜徉在墻上掛的美國歷任總統的肖像之間,然后步入整棟房子中的心臟--總統辦公室,這里的每個細節都被仿制的惟妙惟肖,從價值6萬美元的巴洛克沙發到地毯上的美國總統印章。……”
該文章指出,“很多中國富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發家致富,他們的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僅僅是盲從和眩暈。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無度的揮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黃巧靈認為《時代周刊》是在“妖魔化”中國企業家。《中國企業家》曾經在事后到訪過黃巧靈的“白宮”。事實上,它看起來更像是黃的一個旅游創意。無論怎樣,把中國的企業家都當成是“暴發戶”顯然是錯誤的,奉行節儉生活的人在這個群體里大有人在。花888萬人民幣購買“賓利”車的畢竟只是少數,而且其人是否是企業家還有待考證。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手里的財富是社會的。
“我們對整個社會新思潮的引領,能否變成一種社會責任和使命?希望再過20年,我們這些人不只是因為有財富才被人懷念,而是因為我們的精神風貌和對社會的影響力。”談到品位,聯合運通控股公司董事長張樹新說。“貴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學來的,”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說,“企業家的品位應該主要反映在人的心靈和責任感上。貴族不是以生活方式來引導別人,而是以某種對周邊人群的責任為標準。”
新世紀以來,中國企業家開始讓大眾感到,除了創造就業和納稅,他們還有社會公共領域的責任。
從2003年對SARS的捐助、2004年百名企業家成立治理沙漠的“阿拉善基金”到最近的為東南亞海嘯義拍,中國企業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肯于站出來承擔社會責任。無疑,這使企業家的整體形象得到了提升。2005年年初,蒙牛董事長牛根生宣布自己的股份將最終全部捐給“老牛基金會”,開始其“共產實驗”:“共產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績、成果和收益的時候是最快樂的。”牛根生說。要求一個還未度過創業期的階層像蓋茨和李嘉誠一樣地捐款是過分的,所以,應該對他們的每一次慈善行為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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