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說起自己感興趣的事,總是繪聲繪色,表情和語調都很生動。過去他擔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時,曾有媒體以“參觀現代文學館,聽舒乙講故事”為標題,可見他的口才的感召力。聽眾在他如數家珍地講述文學館的故事時,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分投入,那分癡迷,有這樣的投入和癡迷,怎么會不感染人打動人?
自從去年7月他從文學館退下來以后,不久他就出了一本新散文集《大愛無邊》,這是他的第十五本書,這些書都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寫的。和以往的書主要寫父親老舍和現代文學館不同,這本書更多地寫到母親胡絜青,寫出母愛的感人至深。他的文筆簡潔靈動,和他的口才一樣富于感染力。
由理轉文
雖然父親是作家,母親是畫家,舒乙自己卻是學理工出身。五十年代國家急需建設人才,老舍先生的4個孩子報考的都是理工科,老舍先生在一篇《可喜的寂寞》文中寫到孩子們星期天帶同學們回家,談話中有很多技術術語,老舍先生靜靜地在一邊聽,因為不懂,也插不上嘴,老舍先生稱這是可喜的寂寞。
舒乙因高考時成績較好,被國家派到蘇聯列寧格勒林業大學學習林業化學,掌握從木料中生產酒精的技術,回國后這一項目被國家列為戰略儲備項目,舒乙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在這方面鉆研了25年。1978年后這一項目下馬了,正在這時巴金先生提出建現代文學館,舒乙很有興趣,主動要求去文學館工作。他在1978年已經開始寫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老舍的童年》,當時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詳細的記載只有4行字,但還有一批與老舍同時代的人活著,舒乙用了幾年時間采訪了100多人,用散文筆法寫成紀實的形式,在《人民日報》連載后,很受歡迎,很多人給他寫信,北大的王瑤、吳組緗先生也給予肯定,從此舒乙開始不斷寫作。在當時于中國作家協會主持工作的馮牧、陳荒煤、孔羅蓀的支持下,1984年舒乙正式調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事籌備工作。1985年3月文學館開館,舒乙經歷了從文學館創建到建新館的創業歷程,白天他全力以赴投入到館里的工作,晚上和節假日用來寫作。他的頭四本書都是寫老舍的,有《散記老舍》、《老舍傳》、《父親的最后兩天》、《老舍的關坎和愛好》(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連載),《老舍傳》是至今唯一一本老舍傳記,寫得比較概括,因這是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的《祖國叢書》中的一種,規定寫8萬字,寫了12萬字,破例被通過了。老舍的青少年時代、老舍1924年到1929年在英國、1946年至1949年在美國,加起來35年留下的資料很少,所以至今沒有其他人寫過老舍傳記。舒乙的這幾本書使人對老舍的身世、老舍的多個側面有較完整的了解。老舍誕辰100周年時舒乙出的《我的思念》一書收集了幾篇研究老舍的論文,其中一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中,舒乙運用理工統計方法統計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現240多個地名,絕大部分是真實的,這是一種有趣的文學現象,他從地名的分類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關系,文章在老舍學術研究會議上宣讀后引起大家的興趣,有人將此命名為“文學地理學”,由此派生出很多這方面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寫的關于《駱駝祥子》中祥子拉車路線的研究,率隊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車路線。除了寫老舍先生,舒乙還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開設“現代文學館”欄目,介紹現代文學館館藏,文章結集成《現代文學瑰寶》一書。現代文學館新館建成后他又出了《走進現代文學館》一書,他為現代文學館付出的心血和感情都體現在他的書里。
父親的影響
說起父親老舍先生舒乙充滿深情,他很感謝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不是很長,但父親對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父親是個正直的人,熱愛生活,熱愛朋友和周圍的人,特別能同情別人,特別愿意幫助別人。他家的對面住了一群瞎子,每天黃昏時吹拉彈唱,練習奏樂,他們以給人算卦為生,老舍和他們拉家常,問他們過得怎么樣,他們說解放后他們不受人欺負了,但人們覺悟提高了,不算卦了,他們餓肚皮了。老舍覺得問題嚴重了,于是向當時的市長彭真反映情況,提議辦一個盲藝人學習班,專業培訓他們吹拉彈唱,然后把他們分到文工團。彭真同意他的建議,并交給老舍辦。老舍真的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辦了一個盲藝人學習班,將全市100多位這樣的盲人集中起來學習,自己親自講課,還拉了趙樹理等人來授課,結業后一部分有才華的盲人真的被分到文工團,剩下的盲人老舍經彭真批準幫助他們辦起了一個盲人橡膠廠,盲人班班長任廠長,這個橡膠廠現在還在。有趣的是盲人班的輔導員,一個明眼姑娘,和盲人班班長結成連理,老舍是他們的介紹人和證婚人。老舍就是這樣一個熱心人。給舒乙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父親的勤奮,老舍年歲大后身體不太好,還擔任社會工作,但每天都在寫作,晚上總是看見他的房間燈光亮著,他在伏案寫作。
今年70歲的舒乙現在每天寫作、畫畫、參加社會活動。他60歲開始畫畫,沒有師從任何畫派,沒有學過技法,而是從感情出發,從生活出發,用自己的方法畫畫。他辦過3次畫展,他的畫受到美術界專業人士的肯定。他還是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上,他提出自己的議案,他認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硬件,而是人文環境。他去韓國時看到兩次世界性的運動會把韓國人改變了,韓國人吃狗肉、抽煙、亂扔東西等習慣都被止住了。迎奧運我們要從點點滴滴的具體事做起,從老百姓做起,硬件建設之外還要抓軟件建設,即人文建設。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楊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