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中國國民黨主席和臺灣親民黨主席分別率團訪問大陸。可以肯定，以此為新的契機，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將會進一步擴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輔相成。兩岸隔絕了近60年，臺灣人民需要詳盡、真切地了解大陸，大陸人民也同樣需要這樣去了解臺灣。為此，《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特約臺灣籍作家龍應臺撰寫專文介紹，供讀者參考。

　　《紅燈記》在臺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xiàn)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里的共產(chǎn)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jīng)波折，不具國共斗爭意識形態(tài)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終于跨越臺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xiàn)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來臺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jīng)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數(shù)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道后面隱藏著什么樣的現(xiàn)實？

　　臺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chǎn)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系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臺演出，都得經(jīng)過教育部長的批準。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臺灣不太了解，為了‘體貼’我們，把臺詞都改了，‘共產(chǎn)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chǎn)黨就共產(chǎn)黨嘛。什么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tǒng)”的貼身侍衛(wèi)。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jīng)紀人不懂臺灣政治現(xiàn)狀？那是“去中國化”在臺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tǒng)派”，意思是對臺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臺灣人，不可以用臺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里，來這樣一出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xiàn)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chǎn)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彩，環(huán)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fā)。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后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里的英雄好漢是共產(chǎn)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沖著他說，“我不知道臺灣政府是干什么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頌的是共產(chǎn)黨你曉不曉得？共產(chǎn)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殺害的！”

　　然后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涌心頭啊……1975年，老總統(tǒng)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chǎn)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zhàn)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后所發(fā)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tǒng)派”的媒體里，很少出現(xiàn)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臺灣首發(fā)，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fā)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臺灣的質變。

　　不，我們并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jīng)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tǒng)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tǒng)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jiān)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1950年頒布，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精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tǒng)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臺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tǒng)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tǒng)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里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chǎn)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圣，領袖英明，知識分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斗，現(xiàn)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于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fā)現(xiàn)，“野火”里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tǒng)──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guī)范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tǒng)──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里，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野火》書出，1985年的臺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jīng)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沖出高筑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后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yōu)閳?zhí)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jù)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后來拒絕屈服強權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對臺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xiàn)，看起來這么“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shù)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tǒng)一口徑的大敘述，臺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并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臺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么，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