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6月3日電 據(jù)法制日報報道，十幾天前，徐智華因犯故意殺人罪在江西省九江市伏法。他的辯護律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在等待二審判決的日子里，徐智華多次提出捐獻自己的身體器官或是遺體來贖罪。隨著一聲槍響，徐智華的愿望最終沒有實現(xiàn)，也給他的家人留下了未盡的遺憾。

　　死刑犯捐獻人體器官事件引起了全國多家媒體的關注。有媒體問：危重病人待腎救命，良心未泯的“死刑犯”主動捐腎，這似乎本應是一樁順理成章的事，為什么在關鍵之時卡了殼？

　　供體缺乏遠遠不能滿足人體器官移植需要

　　令人無奈的是，由于沒有法律的規(guī)范，人體大量的可用器官隨同死尸一道焚毀而不能用于醫(yī)療用途。僅就深圳市這方面的材料來看，深圳殯儀館一年大概火化7000多具尸體，而每年深圳有200多名眼疾患者需要做角膜移植手術，如果這7000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捐獻出角膜，就可以讓三分之一需要手術的眼疾患者恢復光明。中國約有1億肝病患者，30%的肝病患者最后會發(fā)展成為肝硬化，而對于大多數(shù)晚期肝病患者，肝移植是惟一的治療手段，肝臟的供給比腎臟還緊俏。

　　法學分歧：死刑犯可以捐獻器官嗎？

　　有關死刑犯器官移植問題，衛(wèi)生部有關負責人在接受一家中央媒體采訪時說：“在(20世紀)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衛(wèi)生部等部委就聯(lián)合發(fā)文明確規(guī)定，為了救死扶傷的目的，只有在死刑罪犯自愿并簽名同意，或經(jīng)其家屬同意，并經(jīng)有關衛(wèi)生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嚴格審查批準，醫(yī)療和科研部門才可利用死刑罪犯的尸體或尸體器官。這與其他公民自愿在去世時捐獻遺體或遺體器官是一樣的。”

　　對此，在法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刑法學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曲新久呼吁，有關部門應當禁止利用死刑犯的人體器官。他說：“無論是職業(yè)還是良心都反對我說同意，我一貫反對這種做法。”

　　北京市從事刑事辯護的知名律師、法學博士許蘭亭主張，死刑犯捐獻器官應當允許提倡、應當鼓勵。死刑犯被判處死刑后或臨刑前提出捐獻自己身體的某些器官，如眼角膜、肝、腎等，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應該不存在問題。不論死刑犯的出發(fā)點如何，與其讓社會生活中的這種不規(guī)范狀態(tài)繼續(xù)存在，還不如立法上作出明確規(guī)定，對此加以明確和規(guī)范，避免混亂狀態(tài)，避免消極作用。

　　棘手問題：如何界定死亡？

　　在很多情況下，我國目前提供移植器官的都是去世的人。也正是因為如此，即使捐贈人志愿捐贈器官，屆時死者的有些器官已經(jīng)不能利用，只有空留遺憾。中國過去有種習俗，將死者停尸兩三天，現(xiàn)在醫(yī)院判定某人死亡后，也往往要在太平間內(nèi)放置24小時，這些從客觀上都是防止錯判死亡的情況出現(xiàn)。但是，如果要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根本不允許有這樣一個等待的時間。然而，我國關于死亡的概念還沒有法律規(guī)定，只有臨床標準。這就為立法提出了一個要求：如何確定死亡？

　　“腦死亡”立法是一種國際化的趨勢。目前全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陸續(xù)建立了腦死亡標準，一些國家還制定了相應的腦死亡法。國內(nèi)也有專家認為，“腦死亡”的判斷標準已成為所有器官捐贈法規(guī)中所必須的最關鍵內(nèi)容。因此，要建立并完善器官移植的相關立法，加快腦死亡的立法更是最基本最緊迫的需要。

　　新聞背景：

　　1954年，美國Murry醫(yī)生為一同卵雙生姐妹進行腎移植獲得成功；1967年在南非開普敦的舒爾格魯特醫(yī)院里，克里斯蒂安·巴納德大夫成功地進行了心臟移植手術；日本于1958年制定了《角膜移植法》，1979年又將其修改為《角膜腎臟移植法》，1997年10月起實施《器官移植法》；丹麥于1967年制定了《人體組織摘取法》；美國于1968年制定了《統(tǒng)一尸體提供法》；挪威于1973年制定了《器官移植法》；法國于1976年制定了《器官摘取法》；新加坡于1987年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法案》。(郭恒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