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8日，沈陽，年過七旬的古清生(化名)像平日一樣來到了遼信證券交易所，與相熟的股友們打了招呼后，開始仔細看盤。

　　這天跟平日不同，交易大廳的看板上一片紅肥綠瘦，股市一掃昨日陰霾，行情全線飆升。看到這些，古卻止不住地嘆氣，嘴里不停的念叨著“沒事，沒事”，數分鐘后，他倏然倒地，突發心肌梗塞而死，就此永別戀戰多年的股市。

　　就在前一天，古權衡再三，還是把這些年來買的股票悉數賣掉。這個決定是在8年來股市首次跌破千點大關后做出的。他的股友對本刊回憶說，賠了近十萬元后，古對股市徹底絕望了。

　　事實上，6月6日上午11點06分，滬市股指跌至988.32點。那一刻，絕望的情緒彌漫在全國各地的交易所里。在當時的一份網絡調查里，大部分人們相信“出逃等于生還”，有人用“中國股市8年抗戰，一覺回到解放前”來形容此時此景。

　　但隨后的事情幾乎令所有人大跌眼鏡。6月8日，突如其來的暴漲甚至讓中央電視臺直播節目《中國證券》早間版的主持人聞股“色變”。

　　這位主持人顯然沒有精神準備面對突然跳空高開的局面，更來不及細數究竟有多少支股票以漲停價位開出，面對開盤之后急速的漲跌幅變化，她的臉上露出錯愕之色。

　　當時，在北京阜成門附近的一個交易所，甚至有股民懷疑顯示屏出錯，因為按照此前大盤走勢，股指應該截然相反。主流的看法認為，這顯然是一輪“有組織”的救市，各路資金秘密“勤王”，以非常之手段演出非常之行情。

　　同是一天，瘋漲了8%的“人工牛市”送走了古老爺子的最后一聲嘆息，也讓人想到了中國股市近15年來歷歷在目的幾次“牛市”。令人記憶猶新的就有2002年6·24行情，再之前的1999年5·19行情，以及1994年三大政策救市行情等等，不一而足。在以往的那些政策市里，股指驟然暴漲之后，股市高市盈率而少投資價值的問題每每凸現，于是，怎樣漲上去的最終又會怎樣跌下來，大多數的投資者都曾被類似行情套牢過。

　　回溯近15年的股市，可謂一部“亡羊史”。“但見行情起伏，難覓制度建設”，著名經濟學家、原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經濟法室副主任王連洲對本刊說。

　　其間，“權宜”政策頻繁干預股市，其價值導向也常常相左，研究人員紛紛抱怨根本無法看清這些所謂的“政策市”，這也直接導致了中國股市成為不折不扣的“猴市”——無所謂“熊市”、“牛市”，就像只上躥下跳的猴子。

　　本刊接觸到的最初設計參與者、市場立法者、機構投資者以及股民、學者等，幾乎都得出一致的結論：“十多年來，除了圍繞股指的紛紛擾擾，技術層面的修修補補，真正稱得上的股市制度構建鳳毛麟角。”

　　從最初試驗——片面抑制——功利地利用——無奈的制度重建，中國股市已經跌宕起伏地走過了近15年，而一次次改革的機會也在一次次的“權宜之計”中蹉跎。

　　最初石破天驚地在中國提出建立證券市場的，并非是后來出名的幾位“海歸”，而是一幫從沒見過股市的窮學生。

　　1984年，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吳曉玲、魏本華、胡曉煉等),發表了轟動一時的《中國金融改革戰略探討》，其中第一次談到了在中國建立證券市場的構想。

　　沒有人能想到，這本藍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冊子在1984年第二屆中國金融年會上引起的思想風暴的規模。此前25年中，國內對于金融市場建立一直鮮有理論探討。論文的發起人、原中信嘉華銀行總裁蔡重直對本刊回憶，當年關于證券市場的構想，要在馬、列全集中尋找理論依據，文章最后提出要開放全國證券市場。

　　這個在當時被很多人認為是“反社會主義”文本的東西，起到了破除觀念樊籬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進程中一個欣欣向榮的年份。

　　與此同時，在市場改革中，一系列的變化已悄然發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開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橋公司、深圳發展銀行等，這些公司開始發行股票，盡管當時沒有證券市場，但這些股票已經具有價格并開始在市場中交換。

　　1988年，王波明、高西慶兩位留美學生回國并開始著手一件大事。財經評論人、目前任一家保險公司發展改革部副總經理的王安對本刊回憶說，當年，王波明和高西慶在美聯儲大樓下有個約定：要在中國建立證券交易市場，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東邊修自行車，王到西邊賣包子。當年的《紐約中報》報道說，高和王躊躇滿志談股市，從華爾街返歸國門雄心高萬丈，又說高、王起草報告游說建立股票交易所，辯稱投機不是貶義詞，買空賣空亦屬需要。很快，官方有了回應。

　　1988年7月9日，人民銀行開了證券市場座談會，會中囊括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計委、體改委、人行、財政部等人員。此外，還有資本味道十足的國企中創、中農信等公司。

　　會上決定，由人行牽頭組成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小組，人民銀行綜合計劃司司長宮著銘、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張曉彬等主持起草《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后簡稱《設想》)，王和高也是其中的“年輕人”，二人就此開始有了“組織”。

　　蔡重直回憶說，當時，在企業里拿錢最多的是張曉彬；政府里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是宮著銘，他當時既是國家體改委委員，又是國家計委委員，還兼任人民銀行體改辦主任。而全職操辦的就是王波明。

　　《設想》很快起草完畢。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層首次聽取《設想》報告。當天上午9時，在中南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姚依林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共同主持了匯報會。

　　會到尾聲，張勁夫總結道：“我多年思索公有制怎么個公有法，現在全民不如大集體，要改革財產所有權的問題，用什么方式解決，股份制本身是核心問題，要探討，我報名作一個志愿兵。體改委為主，我參與，要趕快搞出來。”

　　會后，中國農業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王岐山和宮著銘等集合9家官辦公司成立了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他們準備在北京建立證券交易所，但隨后一場政治風波卻令這個設想越走越遠。

　　此后，證券交易所的星星之火在南中國開花結果。1990年12月19日，上海舉行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這個消息又刺激了深圳人，12月1日，深交所開業，但“開業”前面加了個“試”字。

　　股市最初的建立就是如此，“歷史在為未來奮斗的時候總是高尚和純潔的，當年設計者所構想的證券市場只有一個榜樣——歐美，歐美股市是完全市場化的結果，是最精明的商人之間的活動，而中國的歷史現實卻決定了中國的股市一開始就帶著太多的政府色彩。”一位最初設計者對本刊評論說。這為后來的政策市以及國企圈錢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