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隨著各種輔助生殖技術的出爐，生育已經開始成為“生意”
★文/安然
在美國生殖醫學年會上，有人用調侃式的語氣問道：有多少美國人是醫生在試管里“鼓搗”出來的？生殖醫學專家對此回答得中規中矩：目前有17萬美國人是輔助生殖技術的“產物”。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數據則表明，2001年美國出生的嬰兒中，有1%的人是通過體外受精技術而產生的試管嬰兒。
《華盛頓郵報》的科學新聞主筆莉莎·曼蒂在報道2004年的美國生殖醫學年會時曾經這樣描寫：會場里，試劑廠的銷售代表一邊吆喝，一邊派發精子形狀的鋼筆作贈品；一家推廣胎兒性別選擇技術的公司在大做廣告；醫生們則一邊品嘗著卵子形狀的巧克力，一邊在各家公司的攤位前轉來轉去，打量著那些最新的產品——移植胚胎用的導管、注射激素的器具等等……
莉莎·曼蒂把這次年會形容為“一個21世紀嬰兒制造技術的展示會和大賣場”。而這種嬰兒制造技術，現在也開始在中國蔓延。
國內：代孕現象漸成氣候
國內的代孕現象隨著幾家“代孕網站”的出現而浮出水面。有報道說，某些城市的代孕中介機構已經“漸成氣候” 雖然6月份，幾家“代孕網站”均被關閉。
“所有的輔助生殖技術最初都是為了解決女性不孕，或者男性不育問題而產生的。”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主任醫師朱依敏介紹說，“代孕技術也是作為一種治療不孕癥的方法而發展起來的。它利用體外受精技術，讓夫妻雙方精卵結合形成受精卵或者胚胎，然后移植到代孕母親的子宮內，借以完成妊娠過程。這樣，那些因子宮有問題而喪失懷孕能力的女性，就可以借助別人的子宮，擁有一個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孩子。”
復旦大學生命倫理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劉學禮對代孕現象分析說：“代孕既然有社會需要，生殖技術又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會有現實必然性。但是，代孕現象確實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倫理問題，所以要以對個人和社會有利為原則，制定相應的倫理規范，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礎上制定相關的法規�！�
代孕現象其實并不新鮮，它在西方已經存在了近20年。實際上，從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在英國出生開始，代孕在技術上就已經不是問題。
應“孕”而生的技術
現代生殖醫學的確對人的生育過程有越來越大的“操作空間”。據朱依敏介紹，在目前條件下，醫生解決不孕不育問題時手里有了更多的“籌碼”。她舉例說，除了代孕技術之外，對于卵巢功能衰竭而不能排卵的女性可以利用捐贈的卵子為其解決生育問題。
對于男性不育的問題，在技術上也有突破性的進展。1992年開始出現的“卵細胞胞漿內單精子注射技術”，現在在臨床上開始得到推廣應用。醫生通過顯微操作，在體外將單個精子直接注入卵細胞的胞漿內，使精卵結合。這項技術用人工注射代替了精子的自然選擇過程，解決了男性無精，或者嚴重少精而造成的不育問題，所以被認為是繼體外受精技術以后，生殖醫學領域的又一個里程碑。
除此之外，利用一種叫做“著床前遺傳學診斷”的技術可以把傳統的產前診斷提前到胚胎階段。這樣做的意義在于，可以在體外受精形成的胚胎中選擇“健康的”胚胎，然后再植入子宮，以避免某些遺傳性疾病在后代發生，為控制胎兒出生缺陷、真正實現優生提供了更為先進和可靠的技術手段。
胎兒選擇從性別開始
今年1月16日，66歲的羅馬尼亞退休女教授亞德里安娜·伊利埃斯庫通過人工受精生下一名女嬰，打破了產婦最高年齡的吉尼斯紀錄。當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倫理學會主席亞瑟·凱普蘭對這位超齡產婦評論說：羅馬尼亞婦女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3歲，伊利埃斯庫作為一名單身母親，她的女兒今后將面臨無人撫養的風險，就這一點而言，她的生育是一種“不符合倫理規范的個人選擇”。
亞瑟·凱普蘭在《生殖與不孕》雜志上發表最新的調查報告指出，美國的生殖醫療機構對于服務對象的選擇普遍缺乏統一、嚴格的標準，造成輔助生殖技術被嚴重超范圍使用。他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抱怨道：“醫生只知道迎合人們求子心切的愿望，又有誰去考慮娘胎里孩子的權利呢？”
的確，輔助生殖技術發展至今，花樣翻新的技術手段除了充當不孕不育患者的送子觀音之外，也讓各色人等在生兒育女方面有了更多的選擇。莉莎·曼蒂在報道中感嘆道：那些單身主義者、同性戀者、絕經后的婦女，甚至HIV病毒感染者，現在都有可能得到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后代。只要準備好足夠的錢——一個人工受精周期要花1萬美元，找一個代孕母親可能多達5萬美元——生孩子是自己個人的事，和誰都不相干。
在美國，那些一心想要“兒女雙全”的家長們還提出“家庭性別平衡”的說法，借以堂而皇之地選擇他們孩子的性別。美國遺傳和體外受精研究所為此專門注冊了一個名為Microsort(和微軟的英文商標只差一個字母，可以被直譯成“微選”)的公司來篩選精液中的X染色體和Y染色體，用篩選過的精液進行體外受精，就能按照個人意愿決定胎兒的性別。做這種準確率為93%的篩選試驗，每份樣本要花2600美元，那些打定主意想要兒子或者女兒的人都覺得這算得上是個公道的價錢。
Microsort選擇胎兒性別所用的技術實際上就是前面提到的“著床前遺傳學診斷”技術，這項原本用于幫助某些遺傳病患者實現優生的技術，被商業化地用作篩選正常胎兒的性別，這種做法不免受到質疑。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生物倫理中心主任杰夫里·卡恩除了認為這項技術的安全性需要重新評估之外，還充滿疑慮地提出：如果不對這樣的技術加以限制，父母們今天選擇的是胎兒的性別，誰知明天又將選擇別的什么特征？
多胞胎帶來疑慮
在現有技術條件下，不光選擇生男生女有辦法，要想一胎多生幾個也不算什么難事。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報告稱，美國近20年來雙胞胎出生率上升了74%，而三胞胎以上的多胎妊娠增加了5倍。
1998年，當美國休斯頓一名產婦生了八胞胎而成為當時的熱門新聞時，杰夫里·卡恩出面評論說：“自然的懷孕很少有多胎妊娠出現，輔助生殖技術和促排卵藥的使用，讓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常見了。”他奉勸人們不要對此再做“賭博式的嘗試”。在介紹了多胎妊娠對母親和胎兒健康的嚴重危害(比如早產、難產率增高，產后出血，以及胎兒死亡率增高等)之后，杰夫里·卡恩用評論家式的口吻警告說：“現代生殖技術固然能給不孕不育者帶來生兒育女的快樂，但是好事也有過頭的時候。”
“遍布世界的實驗室和診所已經或正在建立，制造嬰兒的時代就要到來了�！痹缭�1985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利昂·克思就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如今，利昂·克思已經擔任布什政府的生物倫理委員會主席，但他在生殖醫學領域堅持多年的“滑坡理論”(認為生殖技術的發展和誤用，將產生重大災難性的結果)，并沒能對那些生育自由論者起到警醒作用——生殖醫學在技術和市場方面的發展趨勢似乎難以阻擋；克隆技術和干細胞技術則在更為激烈的爭論中快步前行。(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