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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百年的世界風云，可以說是美國獨步天下的春秋史。19世紀末美國把西班牙趕出美洲大陸后，便迅速向亞太地區(qū)擴張，直到1898年占領菲律賓，把西班牙趕出亞洲。由此開始，美國在通往全球霸主巔峰的道路上穩(wěn)步攀升。
在此過程中，美國在歐洲和亞洲多次遭遇新老列強的挑戰(zhàn)，但它憑借著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尤其是具有深厚理論基礎的外交謀略，對挑戰(zhàn)者予以征服或遏制。
對華戰(zhàn)略不適應現(xiàn)實
但是，最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美國顯露出“雙重人格”，一方面在世界事務中繼續(xù)逞強，另一方面卻在不斷地示弱。面對中國紡織品、人民幣匯率、中國企業(yè)海外收購行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國在海外拓展能源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的提升，美國處處都感到有威脅。一個舉世無雙的超級強國，為何表現(xiàn)得好像不堪一擊和缺乏自信？
美國的這種焦慮與不安，與它在過去百年里無情對付強勁對手的情形，似乎很不相同。從最初崛起到稱霸世界，美國早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謀略。所謂的例外主義、單邊主義、門羅主義、命定擴張主義、進步帝國主義、威爾遜主義以及遏制戰(zhàn)略，這些概念可以說已經滲透到美國不同流派的外交決策者的血液之中，不僅得到傳承和實施，而且也是卓有成效。
對于中國，從尼克松總統(tǒng)開始至今，總共七任美國總統(tǒng)的對華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威爾遜的自由國際主義以及遏制戰(zhàn)略的影響，其手段是接觸與遏制交互使用。應該承認，在中國最近幾十年的演變和發(fā)展脈絡中，中美之間的互動是清晰可見的主要線條之一。對此，美國政府官員感到很自豪。不久前，副國務卿佐利克在北京就說，中國不僅已經融入到國際經濟和安全體系中，而且還在其中發(fā)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美國歷屆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也就是說，美國認為它過去對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是成功的。
客觀地看，美國的對華政策雖然始終搖擺不定，但在總體上確實是有成效的。然而，在目前，美國政府的言行已經表露出，它的中國戰(zhàn)略似乎已經迷失了方向。美國面對中國崛起時比較急躁、缺乏自信的反應，就是最具體的表征。
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對手”
在更深層次，美國上述七大外交傳統(tǒng)，似乎都不太適用于當今的中國。從表面上看，有兩個概念好像有針對性。
其一是進步帝國主義的概念。無論任何國家，不用說構成威脅，只要它“妨礙了帝國的進步”，美國都要毫不猶豫地消除之；其二是在美蘇冷戰(zhàn)時期實施的遏制戰(zhàn)略，后來已經轉用到中國身上�？墒�，由于前者產生于巧取豪奪的帝國主義初期階段，所以不適合當今文明時代的現(xiàn)實；而后者在進行了十多年的實踐之后，已經證明越來越沒有作用。
因此，如何認識和應付正在上升的中國，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系，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戰(zhàn)略家們百年來未曾遇過的嶄新課題。而其中最大的特點是，中國完全不同于美國以前遇到的任何一個被視為對手的強國。
其原因是，在雙邊層面，由于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轉型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因此美國對其發(fā)展方向無法作出長期的預測；由于中國既愿意與美國進行戰(zhàn)略合作，又不回避與美國進行戰(zhàn)略競爭，因此美國對其敵友身份無法自信地作出確認；由于對中國既懷著期待又抱有疑慮，所以，美國在雙邊交往中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顧慮重重，瞻前顧后；由于雙方利益的交叉與融合日益密切和廣泛，因此美國在很多事務上投鼠忌器，難捏分寸。
在國際層面，由于中國在美國提倡的世界體系中越來越有影響力，因此，美國辨別敵友關系的傳統(tǒng)標準已經失效。與此同時，在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qū)，中國在現(xiàn)有國際體系中的重要角色，已經獲得普遍承認和接受。美國即使還有孤立和遏制中國的政治決心，但卻已經失去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
復雜心態(tài)下的復雜關系
自建交以來，中美關系的性質其實一直都沒有持續(xù)和穩(wěn)定地確定下來。從美國政府官員一些模棱兩可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為止，華盛頓還沒有足夠的信心對中國的身份作出明確的定位。
佐利克副國務卿上星期在北京出席中美戰(zhàn)略對話后說：“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使人們對其未來方向產生一些疑問。這不是消極的，而是說有不確定性。”而布什總統(tǒng)最近在幾個場合談到中美關系時，都以“復雜”一詞予以概括。
毫無疑問，中美關系確實是復雜，但與此同時，美國外交決策者的心態(tài)也是復雜的。正因如此，在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時，華盛頓作出的反應也很復雜。
在克林頓時代，中美之間曾試圖為雙邊關系建立一個戰(zhàn)略框架，但后來被布什政府輕易地推翻�，F(xiàn)在，經過五年的重新認識，華盛頓已經開始與北京進行戰(zhàn)略對話，試圖建立一個更符合現(xiàn)實基礎的戰(zhàn)略框架，或者至少是一個概念性的框架。
然而，中美之間其實不必急于再搞一個虛有其名的框架，重要的是雙邊交往的內涵和質量。只要雙方決策層能經常坐在一起傾聽對方，效果也許更好。而就美國而言，既然外交決策者不能從過去的戰(zhàn)略概念中找到靈感，那就應該試圖在接觸和交往中去尋找新的答案。
來源：摘自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內容有刪節(jié))作者：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