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遷西八月十二日電(記者劉舒凌)一九三三年中國軍隊在長城抗戰中與侵華日軍浴血奮戰，終以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告終。中國學者分析，蔣介石當局在長城抗戰中“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不堅決的抵抗導致了任人宰割；應推動長城抗戰歷史研究，警示國人奮發圖強。
十二日，民革中央與中國抗戰史學會在河北遷西(七十二年前長城抗戰主戰場之一)舉辦“長城抗戰學術研討會”。北京、天津十多位近代史學者以及近十位抗日名將后裔出席這一“記憶中首次為長城抗戰舉辦的研討會”。
一九三三年三月，侵華日軍進逼平津，中國二十九軍在長城關隘之一喜峰口地區作戰，初期的長城抗戰取得了喜峰口大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生高冬琴、李釗探討了其間各種因素。
高冬琴提出，長城抗戰時期，二十九軍的心理是自保思想和愛國主義情感交織的狀態；正是擁有同心協力的集體心理，二十九軍得以從一九三一年初的二萬人發展到一九三七年的十萬人，成為支撐華北危局的勁旅。
她認為，包括二十九軍在內中國軍隊在前期取得的勝利依靠的是精神力量，“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研究員江紹貞說，長城抗戰前，蔣介石也采取一些措施準備抵抗，包括接連指示張學良部署熱河防務、調動“中央軍”部分軍隊北上等，認識到“今日之事惟有決戰可以挽救民心，雖敗猶可圖存，否則必為民族千古之罪人”；中國軍隊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頑強抵抗，也使日軍三日內占領長城各要隘的計劃破產。
“但在日軍迂回攻占數個長城隘口后，蔣汪當局的重心很快放在了交涉上”，并于五月三十一日與日本簽《塘沽協定》。江紹貞說，放棄抵抗只有任人宰割，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一開始就決定了長城抗戰的發展變化及結局。
在觀點探討中，學者們提出，研究長城抗戰，是為了記住中國遭受外國侵略者踐踏的血淚歷史，奮發圖強；現在，這部分研究深入程度遠遠不夠，希望將來更多進行相關研究，重視這一段抗戰史。
研討會上，參與長城抗戰中國將領后人還發布一份《征集長城抗戰文物倡議書》。倡議書說，喜峰口所在地遷西為不忘歷史、緬懷先烈，籌款在當地修建長城抗戰紀念館；特別呼吁，海內外所有參加長城抗戰的將士及后輩子孫，捐贈長城抗戰歷史文物，如實物、圖片、回憶資料等，供世人瞻仰；“先人英業，后人長繼”。
發起倡議者包括于學忠將軍之子于允長、馮治安將軍孫女馮潔、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張自忠將軍之女張廉云、鄭洞國將軍之孫鄭建邦、趙登禹將軍之女趙學芬等十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