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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區前副主席龔達希,來自上海,但退休后已經覺得不適應內地的生活環境,他成了西藏人
1959年8月,23歲的上海市牛奶公司第二牧場獸醫龔達希,被選派前往支援西藏。那時候的選拔非常嚴格,必須是黨員,職稱在助理工程師以上,且祖上三代是貧農。在上海的190多名畜牧獸醫中,僅有3人入選。當時組織部的干部說,他們去西藏工作3年后再調回來。
入藏時,很少有專門的客運車,一行15人都坐在貨車的貨物上。到了海拔3000米的地界時,車上的所有人都開始有很大反應,頭疼,嘔吐;到了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時,車上已經有人連續病了4天了,連餅干也吃不進去。聽說有人曾因高原反應死在了唐古拉山上,大家很擔心……就這樣,吃著半生不熟的米飯(當時還沒有高壓鍋),忍著頭痛,經過了21天,他們到達了拉薩。
中國新聞周刊:拉薩在當時是什么樣子呢?
龔達希:從地圖上看,拉薩起碼是一個中等城市,但一到這里,才發現根本不是想象的樣子。當時到了破破爛爛的汽車站,還沒有到拉薩,我們三個人雇了一輛馬車,從布達拉宮后面的土路上走過去,去拉薩城。布達拉宮還不在拉薩城,周圍都是荒地,真正的拉薩城僅是圍繞大昭寺建的八角街。都是土路,沒有一條公路,滿眼望去,都是大小便的痕跡,臭得難以忍受。大街上有兩間鐵皮房子,就是拉薩的百貨公司。在百貨公司到大昭寺之間,都是破帳篷。
再看今天的拉薩,不亞于內地的一些中等城市,想一想,發展確實是快得驚人。
中國新聞周刊:據說,當年藏族牧民給你起了一個藏族名字?
龔達希:1960年4月,西藏自治區當雄縣,大批小牛得了寄生蟲病,危在旦夕,我奉命前往救治。
此時,牧民們還不相信現代醫學,就在離我醫牛的農戶家不到500米的地方,一個喇嘛正在為另一家的小牛念經治病。
我每天不斷地給小牛打針吃藥觀察病情,喇嘛天天對著小牛念念有詞。結果我醫治的10多頭小牛中,有7頭被救活,喇嘛的8頭小牛中,6頭死了。該地區的藏民奔走相告:漢族醫生比喇嘛還神。
接著,我又被請到了其他農戶家中救小牛。疫病過后,當地藏民根據龔達希名字的諧音給我取了一個地道的藏名——“龔扎西”,當地的不少小牛也因為這個原因被取名叫“扎西”。
當時西藏一些地方的叛亂還沒有平息,好心的藏民提醒我,穿著中山裝容易引起叛匪的注意,并特意殺羊做了藏皮襖給我。
就在龔達希抵達拉薩不久,一天,西藏工委(黨委前身)宣傳部長給新來的援藏干部作報告,告訴大家做好長期在藏工作的思想準備。“這個時候我們思想上有些波動了,畢竟來的時候告訴我們3年之后就可以回去。”接著,龔達西又說:“但那時候是黨指向哪就去哪。”
對于龔達希們來說,一個剛剛進藏的漢族青年干部是否適應西藏當地的生活習慣,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今后工作的成敗。龔記得,當時農牧處的處長特意把他請到家里,打了最差的酥油茶請龔達希喝。差的酥油茶有一股極其難聞的臭味,沒想到龔達希一飲而盡,但差點吐出來——面試通過了。
中國新聞周刊:在西藏工作這么多年,你記憶最深刻的場面是什么呢?
龔達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西藏的農牧業。西藏的農區可以種青稞和小麥,但一直以來收成并不好,產量在10年內一直徘徊不前。我考察后,認為原因在水利建設上,豐富的水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當時的水利建設費用只有1500萬元/年。于是我選擇了日喀則的江孜縣作為典型,這里有20萬畝的田地。1986年冬天,我在每條山溝里都轉了一圈,發現群眾自己修的水利設施都不符合要求,于是下撥60萬元對江孜縣的水庫進行重新改造。1987年改造后的水庫開始蓄水,很快,一大片農田變成了水澆地。水庫修好后,該地的糧食產量超過了2800萬斤,在我離開政府時,該地的產量達到了上億斤。那時日喀則的群眾把我當喇嘛下鄉一樣。(笑)
中國新聞周刊:中央出臺了許多向西藏傾斜的政策,西藏自己是怎么做的?
龔達希:中央一直提出“全國支援西藏”,但以前整個國家也窮,所以,真正大規模的支援西藏,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力度非常大。1959年,中央撥付給西藏3億6千萬,現在,基本建設包括青藏鐵路就撥了250億。
大約是1990年,自治區政府提出一個問題:全國支援西藏,那么我們西藏自己應該怎么做?當時,在全西藏進行了一次大討論。電視臺、電臺……報刊上,從干部到群眾都發表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小平同志曾說“發展就是硬道理”,西藏的歷史問題最終要靠發展解決。經濟不發展,社會停滯不前,群眾就過得不舒坦。比如畜牧業,這里每年都有2300萬頭牲畜長成出欄,但受消費能力所限,只能出欄四五百萬頭。西藏有大量的青稞等待運出去換成錢。美國人研究說,青稞作為高原生植物,富含36種氨基酸,具有抗缺氧性。
西藏沒有利用起來的資源很多,如果能合理開發,科學利用,應該是西藏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
在擔任自治區副主席的8年中,龔達西走了西藏的71個縣,24萬公里路,到卸任時全西藏他只有兩個縣沒有去成,但在退休后他決心都跑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唐磊 李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