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劉夢溪語),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
紅學界的政治風云,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不久前北京作家劉心武在電視上“揭密”《紅樓夢》,引發主流紅學界的“圍毆”,認為其“生編硬造”。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紅學的弊端,而且為中國學術界現狀,提供了一幅輪廓準確的素描。
《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劉夢溪語),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
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極右”獲罪,迅速退出歷史舞臺,而藍翎李希凡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云,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文革之后,大批學者涌入紅學領域,掀起長達十年的復興浪潮,在“曹雪芹畫像”和大觀園所在地之類的命題里輾轉反側。但不久之后,基于“材料”匱乏,主流紅學迅速喪失了最后的“索隱”和“考據”能力。這種“技術崩潰”觸發了紅學的“重大危機”(余英時語)。盡管如此,主流紅學家仍然拒斥劉心武“猜謎”式的“異端”,敵視精神分析學、語言學、符號學和闡釋學等各種新的闡釋方法,一味抱守“索隱”和“考據”的殘缺。
這種可笑的學術自宮,乃是中國學術研究的普遍征候。就連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張愛玲,都是這一學術道統的犧牲品。她“十年考據”的成果《紅樓夢魘》,沉陷于枯燥乏味的文字考據,仿佛是對鮮活人生的一次徹底的背離。在經歷了情場的諸多挫敗之后,張愛玲這種古怪的“出家”方式,向我們昭示其對于塵世情緣的絕望,但它卻為紅學的乏味本質,作了最深刻的詮釋:《紅樓夢》本來是題寫生死愛情的熱烈宣言,而“紅學”卻成了逃避愛情的寂寞寺廟。
與紅學命運相仿的是各種文學研究會行業。早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畸形繁榮推動了文學研究的浪潮,不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會,就連那些被官方認可的現代作家,也相繼成為各大學術廟宇的神明。以魯迅為旗幟的魯學,以茅盾為偶像的茅學,以老舍為對象的老學,如此等等,形成強大的“研究會體制”。
然而,只要返顧一下歷史就不難發現,這些官辦“研究會”,二十多年來把持著現代文學研究的大門,見解陳舊,話語僵硬,缺乏真正的創見和活力,卻全面壟斷資源(科研經費和學術刊物),把文學研究變成了少數人專營的“飯碗”。
由于效率低下,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研究會”90年代以來都趨于蕭條,大多數名存實亡,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第N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復活一回,喧囂數日,又再度落回到“木乃伊”的狀態。最近還有人成立“巴金文學研究會”,在小圈子內冊封正副會長和理事,以“坐臺學術”的姿態書寫“巴金神話”,以攫取“巴學”這最后一塊“學術蛋糕”。但這樣的研究機構,除了重蹈那些“研究會體制”的覆轍之外,并未向我們展示任何新的生機。
盡管如此,在黨同伐異、捍衛威權方面,“研究會體制”卻顯示出驚人的效率。其中成就最為突出的,當推魯學家和紅學家。他們憑借“官學”的身份,掌控學術權柄,痛毆異見爭鳴者,并且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主流紅學界平素一片死寂,似乎已經蟄入漫長的學術冬眠,但只要面臨外部挑戰,竟能迅速翻身應戰,擺出凜然不可侵犯的姿態。劉心武的猜謎式研究,不過是小說家“玩票”之舉,竟成為紅學家的心頭大患,討伐聲勢之大,令許多人感到震驚。
這一“過度自衛”事件向我們表明,在21世紀文化多元的社會架構里,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研究會體制”,非但沒有推進文學的繁華,反而堵塞了文學研討的自由言路,加劇了學術生態惡化。
拯救日益衰退的文學研究的惟一道路,就是規勸那些“研究會”自行解散,并且恭請那些毫無建樹的“×學家”下崗。或如批評家張閎所建言的那樣,在央視舉辦超女式PK,讓失敗者在現場溫情脈脈地告退。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