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1978年，外經委改組為對外經貿部，汪道涵重返政界，還是出任副部長。也就是說，汪道涵從1952年37歲進京開始擔任副部長，中間經過十年文革，到63歲東山再起，在官場上一直是“原地踏步”。這種狀況直到1980年4月出任國家外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才開始改變，因為這個職務是正部長級，這時他已經65歲了。

　　汪道涵在北京的這30多年，經歷了中國前三個五年計劃有關機械工業部分的實施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也經歷了文革后的撥亂反正，期間頗多驚濤駭浪。

　　1968年10月，毛澤東在黑龍江辦“五七干校”的材料上批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這一最高指示決定了大批干部的命運，無論是中央還是省的干部，都分批下放勞動。

　　國務院各部委分別在各地建立了“五七干校”，外經部的干校設在河南省的羅山縣。汪道涵于1969年離開北京，跟隨外經部的一批干部來到羅山。這一年他54歲。五十多歲的人，到中原農村開始一種新的勞動生活。

　　羅山在河南省的東南部，是淮河上游的一個農業縣，出產稻米和小麥。淮河向東流，汪道涵的故鄉嘉山就屬淮河的下游地區。雖然以五旬之軀在農場從事農業生產體力勞動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淵明所歌頌的悠然的田園生活，但是遠離京城，遠離塵囂，也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靜心讀書的機會。

　　在這3年中，他系統地讀完了二十四史，對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有了新的心得。他還讀了不少其他歷史、文學和經濟方面的書籍，有時甚至以翻閱《辭源》為樂。他后來提起這個時期的時候說：“這3年是我平生讀書最多的時候。”

　　后來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長，退休之后應聘擔任國內外大學的兼職教授乃至于擔任海協會會長，這個時期的“農村大學”積累的讀書體驗都發揮了作用。

　　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持續了大約兩年，長期的文革和混亂首先是僵化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所以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鄧的主導下，中共中央在1978年年底舉行了一個重要會議，史稱三中全會，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后，中國正式確立了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的國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大陸和臺灣的關系也漸趨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