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徹底的無產(chǎn)者。生而無后，官而不顯，黨而不私，勞而無怨，死不留言，連遺骨也拋撒大海間，真正地去如長煙一空。”

　　30年前，中華大地億萬人侍立在寒風中哭總理辭世，有曠古未有之悲慟，“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

　　30年來，世間滄海桑田，于無聲處聽時代發(fā)展之驚雷，思念猶是不滅。

　　遙想風云變幻的年代，知大國總理之不易。有他的大德、苦心與智慧在，逆流中有暖意，枯枝有重芳之機。尼克松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可能被燒毀。

　　遙想總理之愛心博大，覆蓋家國、四方，乃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乃有一種敬意，超越政見、時空與意識形態(tài):聯(lián)合國為他辭世降半旗，非洲偏遠部落里至今依然有人能用漢語說出他的名字。

　　都說世間完人難尋，共產(chǎn)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tǒng)的仁義忠信，在他身上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其氣度才華讓聯(lián)合國前秘書長感嘆:“與周恩來相比，我們簡直就是野蠻人。”

　　他一生經(jīng)歷波瀾壯闊，“民族危亡挺身而出”，“日理萬機縱橫寰宇”，“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世人加諸他許多崇高詞語:英雄、元勛、公仆、偉人。

　　他卻是一個徹底的無產(chǎn)者。其生而無后，官而不顯，黨而不私，勞而無怨，死不留言，連遺骨也拋撒大海間，真正地去如長煙一空。當世人紛紛感慨其“大有”之功時，寧不思其“大無”之心？

　　——謝海濤

　　30年前那場撼動人心的訣別

　　——周恩來貼身秘書回憶他的最后時刻

　　有人說，只有近距離感受到的偉大才可稱其為真正的“偉大”——光環(huán)褪盡、還原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輝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種力量。周恩來在跟隨他幾十年的秘書趙煒眼中，便正如此。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趙煒，你要照顧好大姐……”，一雙瘦得幾乎皮包骨頭的手從被子下伸出來，周恩來緊緊握住趙煒的手。30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她攙扶著鄧穎超，與周恩來作了最后告別；14年前，像女兒對母親一樣，趙煒又服侍鄧大姐走完了最后一程。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了21年；從1965年起她又任鄧穎超的秘書，直至1992年鄧穎超去世。

　　一國總理的囑托

　　1955年1月，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到國務院機要處不久的趙煒，被調(diào)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工作。

　　到西花廳，趙煒的第一個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和別人不一樣。周總理習慣夜里辦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點。

　　1975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找到幾位秘書:“組織決定通知你們四位秘書，應該讓你們知道總理得的是什么病，醫(yī)生估計，這個病在別人身上可能會活得長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過1976年的春節(jié)。”這是趙煒第一次確切地知道了總理得了癌癥。“當時一聽到這個消息，腦子一下蒙了，耳朵好像都失靈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當著鄧大姐的面哭得太厲害，出來后我們四個人都掉了淚。”其實那時候周恩來已經(jīng)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來在做常規(guī)體檢時被確診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療，1974年6月住進305醫(yī)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經(jīng)歷了大小手術(shù)14次，幾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結(jié)腸癌也趁機襲來。

　　此后每天，趙煒都要陪鄧穎超到醫(yī)院看望周恩來，也給他念文件。一次，周總理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說讓鄧穎超去時把《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片帶去。歌片送到了醫(yī)院，周總理很認真地看了幾遍，還輕輕哼唱起來。十幾天后，周恩來的精神好像還不錯，他讓鄧穎超坐到病床邊，“團結(jié)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xiàn)”，重病中的周總理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歌，周總理向在場的服務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后，他面向鄧大姐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筆紙，寫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難想象，一向處事周全的周恩來其實已經(jīng)在有意識地安排著自己的最后時光，而這幾句話，成了他心頭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趙煒回憶，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術(shù)之前，他就對鄧穎超說了這句話。“手術(shù)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總理說的話轉(zhuǎn)告給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回去以后向毛主席報告。話雖然說了，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周總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一個條子。”

　　因為病重，周總理往日洪亮的聲音已變得十分微弱，有時他說出話來就連鄧大姐也聽不清楚。這時，如果讓他再重復那些話就太費精神了，所以周總理就說，“讓趙煒當翻譯重復一遍吧”。有一天，周總理突然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穎超看看他也說:“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著，最后還是鄧大姐說:“只好都帶走嘛！”周恩來沉默無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電話告訴他們(醫(yī)院值班人員)，說8點半鄧大姐吃早飯，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問情況如何，對方告知還可以。但半個小時后，值班打電話來，語氣一連串地急促:‘趙煒，快來快來！不好了，不好了！’”

　　趙煒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時刻已經(jīng)到了。鄧穎超迅速向病房趕去。來遲了！沒來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別的鄧穎超一下子倒在周恩來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

　　醫(yī)生仍在搶救。9點57分，監(jiān)視器上劃出一條直線，總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隱忍的哭聲頓時成了一片號啕，鄧穎超哆嗦著雙手摸著周恩來的面頰，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額頭，無限哀傷地哭著:“恩來，你走了……”趙煒說，值班的同事告訴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來在鄧穎超走后一直顯得心神不定，眼睛來回看，好像在找什么，問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說，只是搖搖頭；讓他休息，他也不閉眼。當時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現(xiàn)在想起來，總理那天四處看來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當時沒有把她喊過去，讓這一對經(jīng)歷了風風雨雨的革命伴侶見上最后一面。

　　震動世界的悼念

　　“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時候，我們沒想到，一點也沒想到會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鄧穎超周圍的趙煒一想起那天的場景，仍心緒難平:“那天剛出北京醫(yī)院，就看到外面已經(jīng)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飯店的位置，一看外邊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層外三層，因為我和大姐坐的車是用紗簾擋著的，我就扒開窗簾，說，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許是不愿看到群眾在寒風中受凍，鄧穎超一再催促前面開路的警車快走。但當時也沒通訊工具，所以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成了撼動人心的歷史一幕。

　　就在當年的4月5日，發(fā)生了著名的“天安門事件”，數(shù)百萬群眾自發(fā)悼念周恩來。

　　1981年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四月間，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zhì)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zhì)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并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

　　　 ——據(jù)最新一期《三聯(lián)生活周刊》

　　《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4月4日，廣場上到處掛著紀念周恩來的花圈。上午十時左右，廣場東宮北側(cè)一群人抬著一位青年，并向他發(fā)出陣陣歡呼，他用白布纏著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寫的血書:“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將用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wèi)您！”人們爭先恐后同他握手致意。在場的許多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作者將這一難得的動人場面拍攝下來。這幅作品成為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真實寫照的代表性力作。

　　　　□解密

　　“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期間，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又一次提出來了。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道，關于天安門事件的那段話，也在這個有4000字左右的報道里面。新華社敏感的人們，立即發(fā)現(xiàn)了其重要的新聞價值。

　　新華社北京分社周鴻書同志參加了市委的會議，當晚他拿來了一個稿子，大約有3000字，里邊提到了天安門事件。國內(nèi)部的同志覺得應該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搞成一個短新聞。時任新華社社長、副社長的曾濤、穆青，以及國內(nèi)部主任杜導正在反復商議后拍板決定單發(fā)。關于這則電訊稿的標題，穆青與曾濤、杜導正經(jīng)過了反復的商量，最后確定了《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這個標題。穆青回憶說，當時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沒有說“平反”兩個字。《北京日報》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動”。所以，用這個標題是有一定風險的。

　　曾濤與穆青之間，也為是否請示中央這個問題，電話來往不斷。到晚上7點臨發(fā)稿了，曾濤同志又打電話給我，說:怎么樣，穆青？下決心就這么發(fā)好不好？我說: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么發(fā)。曾濤像是開玩笑地跟我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我說:行，我跟你一塊去。那天，我整整擔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沒有什么事，而且反應是一片歡呼。(任民)

　　　　□1917年旅日日記摘選

　　少年恩來之“煩惱”

　　一月一日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氣候:晴陰不定。溫度:四十五度。提要:(修學)悟則為佛，迷則眾生。(治事)晨起往青年會，見伯鳴、天池。午后滌愆、蓬仙、滌非來。去后取《南開思潮》閱之。晚訪鐵卿于其寓。

　　(通信)接滌愆、潤澤、安甫、春生、白濤賀年片，乃如、念遠、(季)賢信各一。致安甫、(速)達信片一。

　　今日是陽歷的一月一日，中華民國七年也，我的日記就從今日記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個紀念。等著老年的時候想起幼時的光景，翻一翻這本日記，想著或者有點兒趣味。若是說留著事跡給人家看，這個我是萬萬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夠兒有這個事。我今年已經(jīng)十九歲了，想起從小兒到今，真是一無所成，光陰白過。既無臉見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對不起現(xiàn)在愛我、教我、照顧我的幾位伯父、師長、朋友。若大著說，什么國家、社會，更是沒有盡一點力了。佛說報恩為無上，我連恩還未報，又怎么能夠成佛呢？俗語說得好:“人要有志氣。”我如今按著這句話，立個報恩的志氣，做一番事業(yè)，以安他們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來沾著這個“情”字，至于赤子之心……(以下此行日記已用墨筆涂抹不易辨清)

　　五月十九日

　　(戊午四月初十日丙寅)(星期日)

　　氣候:晴、雨。

　　提要:(治事)早起至冠賢處，入其新中團體，冠賢介紹的。八鐘開會，至者有十數(shù)人，十鐘事畢，留其處午餐。下午送冠賢至站。晚與山兄食于中國飯店源順號。

　　(通信)接滌非來信。致琴翁老伯信一。青年會有署名“余偕亡”者，將“日本一”雜志所載《支那民性與豚性之研究》一文，公之于眾。

　　有四五人發(fā)布《駁罪言》一文。

　　有傳單組織歸國演說團。

　　我今天在新中會表示我的入會意見，說了一大篇話。大概的意思是:“我們中國所以如此衰弱的緣故，全是因為不能圖新，又不能保舊，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夠發(fā)達的原由，是因為民族的變換，地勢的遷移，互相競爭，才能夠一天比一天新。中國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據(jù)的，所以無進步而趨于保守。文化不進則退，所以舊的也不能保了。再說我們二千年的歷史、思想、學術(shù)全都是一孔之見。泰東西的文化比較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新的太多。他們要是主宰中國，決不能像元、清兩朝被中國的民性軟化了。我們來到外洋求真學問，就應該造成一種泰東西的民族樣子，去主宰我們自己的民族，豈不比著外人強萬倍不止了么？

　　　　□上世紀20年代革命伉儷傳奇

　　廣州時代的槍炮與愛情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jié)婚的日子，他們沒有儀式、沒有滿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別重逢后的欣喜和溫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走了，他此時正在忙于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qū)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中國大地上風云突變。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大政黨，因為蔣介石的變臉突然交惡。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指揮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群眾大開殺戒，中國頓成人間地獄。這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調(diào)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qū)委軍委書記。在上海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里，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得不暫時分離。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

　　此時的鄧穎超正在羊城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yī)院里經(jīng)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產(chǎn)。鄧穎超肚子里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產(chǎn)醫(y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產(chǎn)手術(shù)，只能用產(chǎn)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后不幸夭折。鄧穎超內(nèi)心極度痛苦。

　　這是她和周恩來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周恩來大革命時期隨隊東征時，被鄧穎超私自做主打掉了。后來，鄧穎超來到汕頭見到周恩來，把偷偷打胎的經(jīng)過告訴了丈夫。周恩來聽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從來沒有發(fā)過這樣大的火。

　　她也許不知道，蔣介石已經(jīng)懸賞20萬銀元捕殺周恩來。周恩來雖然在嚴重的政治變故當口一直忙于轉(zhuǎn)移干部和組織反擊，但他仍然記掛著在廣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絕對不是孤立的，廣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給廣州軍委機關發(fā)了密電，要小超速離廣州到上海來。

　　當時的廣州在軍閥陳濟棠的統(tǒng)治之下，4月15日，也開始了大規(guī)模搜捕和屠殺共產(chǎn)黨人，位于南華銀行二樓的中共廣東區(qū)委軍委機關遭到搜查。幸虧一位同志十分機警，搜查前剛好把才收到的周恩來給鄧穎超的電報交給一位工友，讓他務必交給鄧穎超。

　　那天剛拂曉的時候，大批軍警包圍了中山大學。中共中山大學黨支部委員、中共廣東區(qū)委婦委委員陳鐵軍將事變發(fā)生的消息告訴了醫(yī)院中的鄧穎超。此時，鄧穎超也剛剛收到了工友送來的周恩來的密電。形勢危急，怎么辦？幸虧這家德國醫(yī)院的醫(yī)生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仗義幫忙，鄧穎超和母親楊振德才躲過軍警的嚴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韓護士的巧妙安排下，她們乘醫(yī)院到香港購買藥品的小火輪，前往香港后輾轉(zhuǎn)來到上海。

　　為了革命，周恩來和鄧穎超永遠失去了做父親和母親的機會。　(來源: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