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1981～1985)：走向改革開放

　　“六五”計劃是撥亂反正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文革”后認真總結長期社會主義建設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按照中央提出的從1981年到20世紀末20年內力爭實現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部署制定的。“六五”計劃的編制時間比較長，最初是作為《l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的一部分，于1975年、1977年兩次進行編制。兩次擬定的“六五”計劃指標，指標一次比一次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自1980年開始，對“六五”計劃在推倒原方案后開始重新擬定。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正式批準“六五”計劃。

　　從“六五”計劃開始，我國的經濟計劃中增加了社會發展的內容，計劃的題目也相應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而以往的幾個五年計劃都是僅僅關于國民經濟發展的計劃。“六五”計劃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一切經濟工作都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

　　農村改革撥霧見日

　　【決策回眸】

　　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冷冬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生產隊長嚴宏昌的主持下，在社員嚴立華家的破屋里開會，決定在保證交夠國家公糧和集體提留的前提下，實行分田到戶。如果隊干部因此坐牢，全體社員要共同負責把他家的農活兒全包下來，并且把他的孩子養到18歲。

　　接著大家發誓，保證嚴守秘密，并寫成契約，一一在上面按了手印。這頗具悲壯意味的一幕，被認為是一次大轉折的起點。它催生了中國農村大變革，孕育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但在當時的情境下，這是不可想像的。當時連“包產到戶”四個字都是大忌，一提“包”字，都會令人為之色變，更別提徹底分家的“大包干”了。“包產到戶”僅僅意味著農戶各自生產糧食，最后全部交生產隊分配，這在上世紀50年代合作化高潮時就出現過，被定性為“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路線錯誤”。而“大包干”則讓農民取得了對農產品的實際支配權，這在當時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即使人們已從“十年動亂”和長期思想禁錮中蘇醒過來，開始了思想解放，但是當時中央最高領導層所能容忍的也還只是“包產到組”而已。

　　1979年3月，國家農委召開了七省農委領導干部座談會，主要話題是探討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并且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實行“包工包產到組”應當堅持什么原則，二是對“包產到戶”應當采取什么態度。這個時候，“包產到組”已經算半合法了，而“包產到戶”還屬于絕對“不許”之列。

　　華國鋒專門出席了這個會議并發表了講話。據參加會議的同志后來透露，作為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強調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認為分隊、分組過小都是不利的，更不要說“包產到戶”了。

　　當時的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也在會上表示，搞合作化幾十年了，基本上是好的，集體辦不好可能不如單干，但辦得好肯定超過單干。言下之意也是不主張“包產到戶”。

　　但形勢的發展卻遠遠跑在了前頭。安徽、廣東、四川等省份，“不經領導同意”搞“包產到戶”的農戶已經不少，且得到了一些地方領導的支持，如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就多次為小崗村的改革當擋箭牌，并且呼吁“孩子已經生下來了，給他報個戶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但當時阻力仍然很大。方向真正明確起來，還是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1980年5月發表了著名的《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之后。

　　在這個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和“大包干”，表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他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

　　這個談話為農村的改革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方向。此后，農村的改革形勢迅速發展起來，并且逐漸形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在“六五”計劃期間，隨著中央5個“一號文件”的頒布，逐步在全國農村普遍推行。到1983年年底，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已達當時生產隊總數的99.5%，其中實行包干到戶的占到生產隊總數的97.8%。

　　(葉鐵橋整理)

　　【數字】

　　23

　　由國家計劃直接管理的產品由1979年的188種減少到1985年的23種，機電產品除汽車、半導體和工業鍋爐外，全部實行自由購銷。

　　11%

　　5年中，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其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1%(不包括村辦工業)。這五年是我國農業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

　　170萬

　　高等教育發展迅速，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由1980年的114萬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萬人。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今后經濟發展速度總的來說不會慢，但是頭一個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頭幾年，要非常謹慎，重大的事情要穩當一些，摸著石頭過河，看準了再搞。

　　———鄧小平(1981年10月)

　　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鄧小平(1984年6月)

　　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

　　———鄧小平(1985年3月)

　　(許瑞芳整理)

　　【評說】

　　“六五”期間，我國勝利完成了進行經濟調整整頓的任務，國民經濟開始走上一條比較協調、注重效益的新路子。在此期間，還成功地推進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并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我國經濟體制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過去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僵化體制，轉向適應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求的充滿活力的新體制。

　　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全面發展，特別是農業發展十分迅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使長期以來非常突出的人民溫飽問題得以基本解決。

　　“六五”計劃規定的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技術改造、國內外貿易、教育科學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務和指標，絕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額完成。

　　但“六五”后期，在經濟形勢好轉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過熱。

　　(點評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徐建青) (葉鐵橋整理)

[上一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