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京張鐵路,去八達嶺長城,經青龍橋,站臺北側便矗立著詹天佑銅像,旁邊是孫中山題字碑,建于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此舉有“民國國父”贊頌“中國鐵路之父”的意思。其實,最有資格題寫碑文的是三年前(1916年)死去的袁世凱,因為沒有袁的大力舉薦和支持,詹天佑便沒機會“自行設計和建造”京張鐵路。
1881年,被清廷強令中途輟學的94名“留美幼童”,回國后境遇很慘,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學非所用。有篇介紹“留美幼童”梁敦彥的文章這樣寫道:“梁敦彥和同學們歸國后,以為在國外勤習八年,學到不少新知識,可以為國效力,誰知因他們未參加過科舉考試,沒有功名,處處遭官場白眼很難找事。梁敦彥幾經周折,才在天津電報學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喪,返回時,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狽。”與之相比,詹天佑算幸運,被湮沒七年之后,終有機會在鐵路公司當上工程師,總算學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發奇想,希望能坐火車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趕緊籌措修建這條只有37公里的“皇陵專線”,詹天佑終被啟用,迅速修筑完畢。說來有趣,這才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但路旁沒有任何人的銅像,甚至至今沒人愿意提及這個“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沒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們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凱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彥當上京奉鐵路總辦,他的同學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北洋外交負責人,另一個同學蔡紹基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大學總辦,這是“留美幼童”中出現的第一位大學校長。就在這期間,詹天佑被袁世凱大力保薦為京張鐵路工程局總辦兼總工程師,使之完成了“中國用自己的資金、建筑自己的鐵路”的夢想。2004年,錢鋼、胡勁草著《留美幼童》一書,專辟一節,題“袁世凱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寫道:“一時間,一批學習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都成為袁世凱的骨干力量”,真是“烏云里忽然露出了陽光”。
袁世凱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時之需而臨時起意,還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貫做法?檢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說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便在濟南創辦了山東大學,是為中國最早的省立大學。而后從1901年任直隸總督,到1909年被罷官回籍,袁世凱領導直隸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一萬多所,擁有教職工20多萬人。再說用人,有個進士叫梁士詒,被分配到直隸做候補官員,幾年過去,仍沒謀得個正式職位,郁郁不歡,終于鼓起勇氣求見袁世凱。袁問:“有何特長?”梁答:“我楷書很好,會教書,能寫詩!痹f:“書奴伎倆罷了,你這種人,我屬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沒出息。”梁士詒聽罷,慚愧至極,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點迷津。仆人告訴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經濟人才。梁士詒賣掉衣物,遍購外交、經濟書籍,認真苦讀,揣摩領會,幾個月后,再次求見。袁問:“還寫詩呢?”梁答:“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識,已然更新。”于是談起外交和財政兩門學問,滔滔不絕,縱橫議論,很有新意。袁世凱大為驚奇,馬上聘請梁為財經顧問。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梁士詒乃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后來還曾做過國務總理。時人論袁世凱愛才,決不任人唯親,且全是務求實干之士,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門者,如過江之鯽”。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凱青睞,主持修建京張鐵路,并非偶然。
當年,鐵路開工時,袁世凱派其幕僚鄭元直將一座鳥鳴鐘送給詹天佑,以示關懷。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寫道:修筑京張鐵路,乃大張我國人志氣之舉。除此之外袁世凱與清廷交涉筑路決策,多方告貸籌措資金,排除洋人阻礙干擾,千難萬難,比筑路之難恐不在以下。2005年10月12日,詹天佑的一座新銅像在張家口火車南站揭幕。至此,京張鐵路兩端,“京”有銅像,“張”有銅像,詹天佑先生彪炳千秋。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張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