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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馬英九接任國民黨黨主席以來,在歷史論述上頗為用心。為了配合,臺北的國民黨黨史館開始積極作為,不僅舉辦相關歷史展覽,也主動規劃開放珍貴史料,并且考慮以“中山博物館”的方式向海內外學者開放,以供民國歷史專研之用。此構想若實現,這里或將成為現代中國歷史研究的另一權威重鎮。
館藏中,第一次及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的珍貴史料都很豐富。尤其是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因此很多早期共產黨的創始人,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的親筆文稿,都能在此找到。筆者最近即由國民黨黨史館取得早年第一代共產黨領袖的有關書信,這也是這批珍貴書信首次公之于世,對于反映當時的時代情境和當事人的個性特色頗為傳神。其中毛澤東的書信有3封,都是他擔任國民黨要職時寫給黨中央的短箋。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政委員會上海執行部的短函,內容是:“平教委員會所(按為‘平民教育委員會’的簡稱)諸同志:弟因腦病日增,組織部及秘書處事務又繁,平教委員會常務委員勢難勝任,懇予準許辭職,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務委員會議請到伯倫同志代理出席。毛澤東!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澤東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理部長時寫給中央秘書處徐蘇中的信:“蘇中先生:宣傳部管審員張克張同志,因工作繁忙,請求由錄事地位升為干事,增加薪水以維生活,是否可行請編入星期五日會議日程,屆時將提出討論為荷,此頌,大安,弟毛澤東!
第三封信則是1926年2月14日,毛澤東寫給中央秘書處林伯渠的請假函,信封上注明“報告中央”:“中央秘書處常務委員諸同志:因腦病增劇,須請假兩星期,轉地到韶關療養,宣傳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辦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為荷!毛澤東!
此外,周恩來也有信留檔。1925年7月28日,周恩來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寫給國民黨中央秘書處一封信:“徑啟者,黨立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為不發委任狀,務祈陳一公函與學校,正式通知此項決議,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職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書處諸同志大鑒,周恩來。”國民黨“一大”時,周恩來人在歐洲,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因國共合作,又出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科總務科主任,1924年7月,周奉調返國,11月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封信顯示,周被任命此要職半年后一直沒有拿到“聘書”,沒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為這項任命的法令根據,因此周要求中央秘書處出一份函給學校。
還有一份1942年6月2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為了營救廖承志寫給孫科的信。1941年初國共關系因皖南事變呈現高度緊張,雙方摩擦日增,因當時中共力量遠小于國民黨,人在重慶的周恩來只能忍讓。國民黨元老廖仲凱的兒子廖承志1928年在日本加入中共,1932年廖在上海活動遭國民黨逮捕,其母何香凝四處奔走,始保釋獨子。抗戰中期,廖承志參加中共南方局的領導工作,在粵、贛、桂、湘、閩等地發展組織,1942年國民黨中央駐粵憲兵第7團突擊了廣東樂昌南方局開會的民宅,逮捕了廖承志以下10多名中共的干部。廖承志被捕后,具有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的何香凝立刻從香港偕同廖妻手抱幼子,趕赴廣東韶關,先后向李漢謀、李漢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慶監禁,蔣介石經多重考慮后予以釋放。周恩來、董必武聯名寫的營救信由董執筆,信中卻以周的口吻行文,文為:“……廖仲愷先生之嗣君承志自港難返國道經曲江,本擬來渝,因妻分娩,故奉母暫留曲江小住,不意日前與同伴十余人一同被捕,初羈押于余幄奇司令長官部,后又他移,聞訊之余莫名駭異,承志雖隸籍中共,其平日擁護政府、擁護抗戰、擁護三民主義與我輩毫無二致。犯何嫌疑,竟罹不測之禍,竊所未解伏念。公與仲愷先生舊交素篤,對其遺族愛護逾恒,今承志及其同伴在縲紲之中,諒邀格外關切,恩來等彷徨不知所措用,是不揣冒昧特懇鼎力救援擋家,蒙俯允設法營救,俾忠烈之裔重獲自由,無辜之人得見天日,則存歿均感大德……周恩來、董必武謹啟!
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領袖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前寫給汪精衛、廖仲愷、張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讀。信中說:“弟與仲遠兄來津講演,此間青年傾向吾黨的意趣甚濃厚,黨員增加率極速,現已超過百人,日內即開選舉代表大會,青年學子頗愿多一、二人到廣州大會,擬請以于樹德兄歸于指派之列為荷。諸先生同意,即乞電請總理指派直隸代表三人時,于溥泉、勵齋兩先生外,并指派于樹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種名義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滬之旅費暫由他項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擬赴會,已函令舉代表三人并聞。弟李大釗!边@封廣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現新的史料,不過卻生動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領袖的某種行動和精神風貌,十分傳神。
最后,陳獨秀要求寄發宣傳品通訊簿的短函,以及何香凝擬請辭國民黨婦女部部長一職并恭請孫夫人宋慶齡接任的信,內容無甚特奇,不過其字跡端莊工整,文白相間,反映時代更替中知識分子的典型。以上這些由國民黨黨史館首度公開的信函,今天讀來,依然興味十足。(香港《鳳凰周刊》2006年第10期文章;作者:徐宗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