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張靜江傳》面世后,上海遠東出版社相約我寫一部長篇傳記文學。鑒于1999年秋,我曾陪金庸先生游覽、考察了江南一帶水鄉,可以說從那時起,我就想寫一部金庸傳記。長期來,我對中國古代及近代小說心存喜歡,也作了一些研究,對金庸小說也情有獨鐘。讀了在美國的夏濟安、夏志清兩兄弟對金庸小說的評論,常有認同感。而一部《鹿鼎記》正是從我的家鄉寫起,我曾專程陪金庸在那里作了一次尋根活動。我想,這都是我寫《儒俠金庸傳》心靈上的動力。
我在與金庸的接觸相敘中,抑或閱讀了他之作品的體悟,感到對金庸之研究,不是一個“俠”字所能了得。以我個人管見,金庸所寫小說之文字、他的個性,他的祖輩們素以文人資質對他傳承,在他有了財富而愛教育,有了身價而流連于校園生活,甚或到了古稀高齡,還遠赴英國劍橋攻讀博士學位。這心靈之驅使,這對個體生命存在之珍惜,并以好學來度過作為一個小說家與報人之生命。我想到孔子所云:“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于此,金庸在他血脈中流淌的,更接近的是一種“儒”本色。所以,當我寫他傳記時,隨之而定格的便是這“儒俠”兩字,而1949年是他人生涇渭分明的兩端,可以說沒有1949年之分水嶺,也就沒有了“金庸”。
我與金庸相識、相悟是在1999年,是人類即將跨入新世紀之際。如把時間移至半個世紀之前,那便是1949年時代。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也是金庸命運的轉折之際。如追溯他80多年人生旅途軌跡,當年的金庸,因有了一股對生活強烈渴望之俠的勇氣,才使他奔向了另一種生活的大海……
出于這樣的寫作理念,我截取了傳主人生的一個橫斷面,即上篇是《1949年前的金庸》,下篇是《1949年后的金庸》。今日,此書已出版,還請讀者多多指正。
作者:張建智 來源: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