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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長骨頭不長肉”的蘇州模式，正被學界和民間拉下“神壇”，并在接受非議的同時開始變革

　　“只長骨頭不長肉。”

　　在一片贊譽聲中，這可能是對蘇州模式或曰蘇州經驗最刻薄也最引爭議的評價。

　　雖然貶損蘇州并不是第一遭，但當此話出自擁有經濟學家頭銜的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之口，分量或許不同。

　　對這番話和新近的一組名為《貧困的蘇州》的報道，被訪的蘇州官員均稱“那不值得一駁，我們只做不說”。但他們也承認，幾乎人人都傳閱并私下議論過這些文章。

　　外資之禍？

　　“這其實不是個新問題，早在2003年就已經炒過一陣兒。”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院長、蘇南問題專家單強博士說。

　　2003年年初，一位名叫龔堅的網友在對蘇州和成都的GDP、人均GDP、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私家車擁有量等統計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后發現，除GDP、進出口總額等數字蘇州大大超過成都外，在許多有關居民生活水平的經濟指標上，處于東部最發達地區的蘇州，還比不上地處西部內陸的成都。于是，他得出了“蘇州人不如成都人富裕”的結論。

　　此言一出即在網絡上引起波瀾。但對于這座以一個地級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國各城市第四，工業總產值居第二，實際吸引外資規模居首的城市來說，此類非議或許幾近侮辱。

　　而經常語出驚人的黃奇帆在一次演講中給爭論火上澆油：“蘇州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而同等的人均GDP規模，上海人均收入2萬多元人民幣；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慶，城市人均收入也達到了8000元人民幣。這是典型的‘只長骨頭不長肉’。”

　　黃奇帆的論據來自于蘇州人均收入水平與其龐大的GDP規模極不相稱。按照國際經驗，如果剔除信貸消費因素，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關系，大致是后者應為前者的75%。但實際上，蘇州2004年的數據中，后者僅為前者的25%。

　　顯然，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實惠，老百姓未能同步享受。原因則被歸結為蘇州外資帶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

　　蘇州市經濟委員會官員杜文忠在其《“蘇州模式”：反思與肯定》一文中分析了原因：近年來，蘇州成了全國引進外資的典型，但許多工廠其實只是跨國企業的加工車間，出口的都是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低端產品。即使一些IT產業，實際上也與研發、設計無緣，裝配工人多從事的是簡單重復的裝配工作。這種廉價的“打工經濟”自然“給百姓帶來的福利增長不及經濟本身增長的幅度。”

　　但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方世南認為，“蘇州的問題不能歸結到蘇州，蘇州的問題全國都有。”

　　非議中的蘇州之變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鄉鎮企業遭遇困境后，蘇州利用毗鄰上海的優勢，迅速轉向引進外資和產權改革的道路，由此步入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階段。

　　然而，蘇州的地方官員們并不欣賞所謂“蘇州模式”的提法。“一切模式都不過是發展途中的一個路標。因此講蘇州之路更合適。”蘇州大學蘇南研究院院長任平說。

　　3月份，由任平擔任副主編的《蘇州之路》一書出版，主編即是蘇州市委書記王榮。它無疑是蘇州官方對歷史的一種“蓋棺”論定。

　　不過，蘇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陸咸對這種總結評價并不高。對于所謂“蘇州無模式”的說法，陸咸尤其感到不解，“怎么會沒有模式呢？”

　　作為土生土長的蘇州人，76歲的陸曾見證了蘇州模式的產生。1983年后，陸咸曾奉調組建蘇州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并于1991年離休以后加入蘇州市經濟學會。

　　昔日蘇州鄉鎮工業的輝煌至今仍令陸咸心醉。“那時候沒有垮掉的農村非常富裕。”他回憶說。

　　“后來鄉鎮企業也犯了以GDP稱英雄的毛病。”言及此后的變化，陸咸顯得有些痛心。“再后來搞改制，把集體所有改給管理層，就像現在的MBO(管理層收購)一樣。”

　　陸咸至今記得，鄉鎮企業改制以后，城鄉差別拉大了，對社會事業和農民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蘇南模式必須改制，但是那樣改是錯誤的。”頭發花白的陸咸搖搖頭。

　　在蘇州模式產生、演變的過程中，陸咸更多的是扮演了一個“研究者”的角色。而蘇州市委農村工作辦公室的盧立則更多地從“實踐者”的角度分析問題。

　　在他看來，鄉鎮工業恰恰為隨后外向型經濟的起飛奠定了基礎，也繼而在外企的帶動下，有了今日蘇州民營企業的初具規模。“這正是蘇州的優勢所在。即使外地學蘇州的招商引資也學不來。”盧立說。

　　但單強認為，外界對蘇州模式早期的鄉鎮企業階段一直持比較正面的評價，而外向型經濟模式則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

　　2003年，以外向型經濟為基本特征的蘇州模式再度嬗變。在這一年召開的蘇州市委九屆四次全會上，蘇州確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針：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規模經濟。

　　任平表示，上述變化一方面是出于經濟安全的考慮，防范外資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則是為了保持持續的增長。

　　外向型經濟無可爭辯地仍是蘇州的“第一性經濟”。令人注意的則是另外兩個變化。

　　2004年蘇州市委、市政府的一號文件提出了“民營經濟騰飛計劃”。隨后一年的一號文件則是《關于促進服務業跨越發展的決定》，提出5年內使全市服務業增加值翻兩番。

　　“規模經濟的核心是自主創新。”任平認為，繼鄉鎮企業、開放型經濟之后，蘇州目前正處于從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的轉化，即創新增長的第三階段，其核心特征就是“從蘇州制造變為蘇州創造。”

　　“按照這個邏輯發展是比較圓滿的。”蘇州科技學院教授王旭章說，“不過，實際情況并不令人滿意。”

　　他認為，通過外資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存在著制度性缺陷。目前蘇州引進外資仍是通過“開發區”形式的政府為主導，而政府的目標與企業的目標并不一致，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地區GDP總量增長和財稅收入，雖然客觀上也包含著吸收引進再創新，但由于它不是市場主體，創新難以落到實處。王旭章拋出了問題：“誰來自主創新？”

　　當富民成為運動

　　一個巧合是，蘇州模式發生變化的2003年恰恰也是外界對蘇州的質疑甚囂塵上的年份，政府對民營經濟和創新經濟的力推顯然是意有所指。

　　對蘇州而言，2003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過于被中央和江蘇省確定為實現“兩個率先”的先行軍，并排出了明確的時間表：在2005年率先建成高水平小康社會，2010年率先實現現代化。

　　“小康不小康，關鍵在富民。”蘇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陳楚九說，“小康不是政府的自娛自樂，而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度。”

　　有一個細節不應該被忽略。在2004年之前，蘇州經常提及的口號是“富民強市”；2004年以來，“富民強市”被改成了“富民優先”。

　　城鄉兩個人均純收入是最能直接衡量富民水平的指標。而有數據表明，在1999年到2003年間，雖然蘇州人均GDP增幅近20%，遠遠高于國內31個大中城市10%的平均水平。但是蘇州兩項居民收入同人均GDP的增幅之差卻都是31個城市中最高的。1999年，蘇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第10位，2003年則后退了一位。農民純收入5.92%的年增幅也低于31個城市6.32%的年均增幅。

　　一些變化在近年開始發生。根據陳楚九提供的數字，近三年來，蘇州城市居民純收入的平均增幅為15 %，農村的純收入增幅也達到了10%。

　　客觀地說，蘇州人也不可謂不富。蘇州市統計局綜合處處長盧寧提供的數字則顯示，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蘇排名第一，農民人均純收入位列全國第一。

　　但在現階段的蘇州，由于打工者居多，工資性收入仍是大部分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增長潛力有限，而投資性收入的增長才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措施，這也是政府力推的。據盧立介紹，目前通過社區股份制、土地股份制、物業合作社等形式擁有股份的農戶已達23.6萬戶，約占總數的21.57%，來源于各種合作組織的收入10.6億元。

　　同理，蘇州城市居民仍是以工資性收入為主，且總體上滯后于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但官員們寄望，今后隨著民營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城鄉人民收入應由以工資性收入為主向工資性收入與投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并重轉變。

　　“擴大就業是基本渠道，創業是根本，社會保障是底線。”陳楚九如此概括目前實施的富民運動。

　　除此之外，政府對公共設施和公共產品的投入也能提升當地老百姓的福利水平。盧寧認為，這些投入雖然表面上沒有增加收入，但增加了老百姓的幸福感，比如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生態環境的保護等。

　　“最重要的是政府。”單強說，“政府的投入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這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 毫無疑問，讓老百姓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收益，是政府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的責任。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白紅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