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蘇州與溫州之爭，并不是兩千年前吳越之戰的延續，但其對中國的影響，卻未可小視。

　　蘇州輸出官員和模式，此地出產的省長們將蘇州經驗帶到中國各地；而溫州更多地輸出商人和資本，正在中國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

　　誰給百姓帶來了更多的財富？誰為中國提供更好的選擇？

　　議論聲中，“貧困”的蘇州在外界質疑下轉型，而“落伍”的溫州正在政府強力下轉身。

　　它們又將走向何處？

　　與主政官員接踵升遷相應，蘇州模式似乎更得官方青睞。但學界與官方有著不同的視角，老板與老百姓也冷暖自知。

　　蘇州和溫州一直就是外界比較品評的對象。

　　80年代至今，蘇南模式演變為蘇州模式，溫州模式也在應時而變，而兩種路徑的比較或者競爭，一直在延續。

　　而對此，官方與學界有著不同的視角，老板與老百姓也冷暖自知。

　　內與外

　　在目前的考核指標體系下，蘇州較溫州，在大多數指標上都有絕對的優勢。在這一背景下，其主政官員的命運也頗不相同。

　　人稱地級市蘇州為“省長的搖籃”，其連續三位前任市委書記先后升任江蘇、陜西、吉林等省省長。媒體評價說，他們被寄望于將蘇州模式帶向全國。而溫州相應官員雖也多獲升遷，但卻未如這般顯赫。還值得一提的是，自前任書記李強起，溫州市委書記不再擁有從80年代一直擔任的浙江省委常委之職。

　　仕途去向，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官方的認可程度，而前往蘇州取經的全國官員更是絡繹于途。但學界和民間并不完全以此來判斷兩座城市和兩種模式的優劣成敗。

　　新世紀以來，隨著轄下昆山、張家港等地的飛速崛起，蘇州模式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其中政府的強力介入和招商引資是重要的發展動力。曾著有《蘇南模式的終結》一書的學者焦新望將之形容為“飛來式經濟”：上海門檻較高，很多外資無法直接落戶上海，于是選擇了昆山等地，正好接續了因蘇南模式衰落而帶來的增長空白。

　　但是，這種“飛來式經濟”，溫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謝健認為，對一個地區來講，很難避免空洞化的毛病，無法和當地的經濟渾然一體，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時隨時遷移。

　　不過，“因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蘇州政府發現最快發展經濟的捷徑不是發動群眾，培育民營企業，而是在短期內制定優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資，實現數字上的發展。并且現存稅收體制，主要是增值稅，客觀上是逼迫政府官員去追求GDP的。”這“使得經濟快速增長難以轉化為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焦新望說。

　　在這樣的看法下，當王建滿來到溫州力倡引進外資時，受到的最大指責就是“政績沖動”。

　　溫州下轄瑞安市的一位官員向記者表示：那會扭曲資源市場，從而造成不公平競爭。焦新望則對蘇州模式評判說，這是“傾全市之力，結外資之歡心”，“民營經濟在蘇州政府主導經濟的環境中遭到最徹底的排斥和最無情的扼殺。”

　　焦新望說，溫州是典型的由民眾自發產生民營經濟而發展起來的，蘇州則更多是政府主導形成的結果。“蘇溫模式比較，實際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較，”“要是站在以人為本的角度，站在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是可以做出優劣判斷的。”

　　骨與肉

　　身兼經濟學家身份的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對蘇州的質疑即是：發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老百姓的財富與福利？

　　焦新望向記者表示，蘇州只是創造了經濟增長的“神話”，真實的蘇州的狀況是：普通市民收入增長緩慢，土地資源減少，民族品牌逐漸淡出，“世界工廠”身份越來越強。

　　2006年，《財經文摘》編發了一組文章來反映蘇州的狀況，其中一個題目就是《貧窮的蘇州》。“蘇州的經濟就是一個‘打工經濟’，”焦新望總結說，“而溫州，那是真正的‘老板經濟’。”他對蘇州經濟的另一個稱呼是“房東經濟”，即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讓外商來發展。勞動者以打工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錢”，蘇州不僅拿不到“優勢利潤”，而且政府稅收還得幾免幾減。

　　《財經文摘》引用一位在蘇州的打工者的慨嘆說，“GDP與我無關，GDP漲有什么用，也沒見我的工資同步增長。” 而媒體引用的數據稱，蘇州企業一般員工的年收入1.5萬～1.8萬元左右(這與其他地方并不會有太大差別)，但是，普通公職人員的年薪則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與GDP增長的同步，達到6萬～8萬元，兩者的差距達到了4～5倍。

　　從歷史到現在，焦新望說，“蘇州不存在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但是卻存在嚴重的干群二元結構。” 而從歷史上講，蘇州也歷來就是強政府弱社會。

　　這一點與溫州形成較為明顯的對比。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向記者表示，溫州歷來是“藏富于民”。官方數據也顯示，雖然溫州GDP只是蘇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是后者的1.2倍，農村居民的這項數字則相當于后者的80%。

　　“當前官方統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是偏低的，一方面溫州95%的企業是民營企業，在報產值利潤時天然地會就低不就高。另外一方面，溫州本地人的收入很多并不從工作中來，而是從紅利、股份中來，有的要素收入要遠遠大于其工資收入，而這是難以納入統計的。”洪振寧說。

　　而蘇州市委農村工作辦公室官員盧立稱，目前蘇州絕大多數城市人口仍是依靠工資收入。

　　關于溫州藏富于民的特點，剛離任的市長劉奇曾有過列舉：溫州百姓每百戶擁有汽車13.5輛、電腦64臺、移動電話(含小靈通)185.8部、鋼琴6架……

　　劉奇說，“這些生活消費品的擁有比例遠高于全國許多城市，它反映了溫州民眾真實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但是，在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時候，那些不在溫州境內由溫州人創造的生產總值，是不在考評之列的。

　　不過，對蘇州與溫州各項指標的比較，無論怎樣都會有掛一漏萬之嫌。就像盧立指出的那樣，蘇州的城市建設要遠遠好于溫州，民眾受教育程度也要高出溫州一截，貧富差距也較溫州為小。

　　而這或許應歸因于2004年蘇州的財政收入是溫州的2.3倍(雖然其人口比溫州還少)，使得它開始有財力通過二次分配的方式使民眾間接受益。而在溫州，由于政府掌控的財力有限，一些路橋等基礎設施甚而政府大樓，也需借民資之力。

　　在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看來，蘇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說明分配上存在問題，不能說蘇州搞的是“房東經濟”。至于“GDP增長不關我們的事”則純粹是錯覺，他反問道：“難道政府的收入不會通過公共福利和公共設施間接變成市民的消費？”

　　因此，趙曉說，“蘇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霧中。”

　　爭什么？

　　蘇溫之爭在當前引人注目，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004年，中國GDP躍居全球第六，外匯儲備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國外貿依存度，據中國社科院張宇燕研究員披露的數據，已經達到80%。

　　但是，這一系列數據的背后，是中國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現實，是環境問題和一些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或者說，中國正面臨著轉變發展模式的問題。為此，中央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實際上是在校正中國的發展航向。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因為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品牌，有相當的利潤都進入了國際資本的腰包。在初期，我們只能走這條道路，就是利用資源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但中國不能老是走這條路，如果始終這樣，再大的經濟規模也是一個空殼。”

　　中國增長到底還有多大潛力，這種增長如何能轉化為民眾的現實利益而不是數字財富，這是理論界和決策者仍在探索的問題。

　　而蘇州和溫州，作為中國地域經濟發展的兩顆明星，或許給我們提供了探路的望遠鏡。蘇溫之爭，在焦新望看來，涉及的是中國在下一步的發展模式的選擇問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