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來到日本，少不了吃穿住行之憂。來日伊始，何處落腳，總是一個大問題。從概念上講，日本的住宅單位，最小的是四疊半，由四張半草墊子組成個人生存空間；最大的是一戶建，即單門獨院的整幢樓房。中國人來到日本，大都經歷過蟄居四疊半的艱苦日子，然后伴隨著立穩腳跟和事業發展，或搬家，或買房，在“住”的方面逐漸與日本主流社會看齊。

　　對于來日十余年，已經獲得穩定生存狀態，在日安居樂業的許多華人來講，從四疊半到一戶建，是一條充滿象征意義的典型的生存和發展之路。以四疊半為起點，華人不斷經歷著搬家過程，實現著提高居住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夢想。華人的個人搬家史，連綴出一條明晰的社會成長軌跡。

　　一、搬家是個人履行家庭責任、實現自我肯定的過程

　　孫先生(化名)來日15年，搬了6次家。他說，這在華人社會里不過是一個平均值。孫先生的旅日生活就是從三個小伙子擠住四疊半開始的。

　　沒有到過日本，更準確地說沒有深入日本底層生活的外國人，一般無法理解什么是“四疊半”。旅日作家李長聲先生曾在《閑話四疊半》一文中這樣寫道：中國人初到日本，所居以“四疊半”為多，面積約九平方米，用周作人的話說，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對中國人來說，大概娶日本老婆尚不具有普遍性，住日本房子才是實打實的“嫌日”第一課。李先生描寫的“四疊半”經驗，可能是大多數初來乍到日本的中國人都經歷過的：倘若你費盡心機弄到了簽證，興致勃勃地越海而來，開天辟地頭一回踏進“四疊半”，陳舊而昏暗，那你可要挺住，趕緊想一想當年上山下鄉是怎樣地身居茅屋放眼世界來著，此刻世界可就在你腳下，潮乎乎，軟塌塌，還有點松緊不均。

　　1990年，29歲的孫先生單身赴日，就一頭掉進了“潮乎乎、軟塌塌”的四疊半。當時，他讀語言學校，另外兩個同住的室友，一個讀專門學校，一個剛拿到工作簽證，房租每人每月9000日元。

　　10個月后，夫人要來日本，孫先生個人租了一間五疊的房子，雖沒有洗澡設備，衛生間也是公用，但總算在日本獨立了，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家，月租金5萬日元。

　　1992年，為了把5歲的孩子從中國接來日本，孫先生夫婦搬了第三次家。他們租了一戶2DK的公寓，有廚房和洗澡設施，3個人住，月租8萬日元。

　　1994年，孫先生夫婦在日本生了一個孩子，家族4人搬進了2LDK，廚房兼吃飯間有5疊，兩個房間各為6疊和4.5疊，總面積超過50平方米，月租10萬日元。

　　1998年，孫先生通過抽選，入住東京都在練馬光之丘建設的大規模公團住宅，3LDK，70多平方米，月租達14萬日元。在不斷搬遷的過程中，孫先生也在日本闖出了自己的事業之路，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錢和能力。

　　2004年，孫先生斥資購入占地60坪，上下三層，總面積達300平方米的一戶建，完成了來日后第6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搬家�，F在，孫先生把一層作事業之用，二樓三樓作居家之用，居住面積達200平方米，在日本也算得上豪華居所。

　　　一個中國人來日15年，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最終實現了從四疊半到一戶建的飛躍，這可以視作華人社會由零開始而上升發展的典型案例。

　　　孫先生對在日搬家的心理路程體會深切。他說，日本人有“窮搬家”的講法，但他的每一次搬家，都會奠定新的信心，猶如一個新的開始。中國人來日，有留學鍍金之說，自己來日本時已近30歲，就是沖著創業奮斗而來，沒有鍍金的想法，因為相信自己不是鐵，也不是銅，本身就是金。每搬一次家，都是從新的更高的層次上重新開始在日生活。因為住過四疊半，所以回到零也無所謂，沒什么可怕的。個人和家族搬家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促進自己不斷地去努力去爭取。

　　孫先生過去同日本人接觸比較多，他認為身處日本社會，關鍵是做人，把人生哲學搞通了，人人都有成功的機會。孫先生是搞藝術的，有了幾十年的積累，根基深厚。他不需要向銀行借貸去負責經營，事業風險小，他靠學識去吸引人，靠性格去凝聚人。孫先生每次搬家，都會在新居寫下鼓勵自己的座右銘，時時反省。比如，他最早以《菜根譚》的“得意早回頭、拂心莫停手”自勉，后來又寫下“俠心交友、素心做人”，“人生百年、不可虛度”用以自勉。住在光之丘時，孫先生的事業已進入穩定豐收期，他在家里掛出的條幅是“富貴名譽、來自道德”，“寧默毋躁，寧拙毋巧”。在成功購入一戶建，生活和事業更上層樓之后，他又寫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用以醒目驚心。

　　　作為過來人，孫先生認為搬家對一個男子漢來說，也是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的象征。一個人不能總跟比自己好的他人相比，那樣會好高鶩遠，但應該跟自己比。男人對家庭負有責任，為夫人和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既是促使個人不斷向上、尋求發展的動力，也是自我肯定、獲得成就感的重要方式。

　　過去房子住得小而仄，孩子的同學不愿來家里，后來居住條件有所改善，同學們愿意來家里玩，再后來有小朋友愿意在家里留宿，現在幾乎每周都有人來。孩子生日，同學們來祝賀，可以開party，同學的家長們也來交流，加深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理解。在不斷搬家的過程中，華人的社會地位提高了，通過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反映得非常明顯。

　　另外，孩子從小到大，隨著父母的搬家史一路走來，雖然免不了經歷轉學的波折，但搬家的過程也教會孩子比一般人更知道節省，更理解從無到有的生活的艱辛，更懂得每一份成果都是父母用汗水澆灌出來的，這使她們從小不事鋪張浪費，以勤儉為本——搬家的現身說法，好過任何一種口頭說教。

　　中國人身在國外，完全靠自己打拼，不像在國內有家族關系、裙帶關系，還有各種社會背景。但中國人兩袖清風，沒有思想包袱，又比普通日本人擁有更開闊的實現理想的奮斗空間。比如日本人工薪族論資排輩，按部就班，他們的思維定勢是不到50歲以上，不是部長級，不可能也不應該住這樣的大房子。但孫先生通過自己的努力，不僅實現了夢想，更超越了普通日本人的心理局限，更顯示了華人社會蓬勃的發展力。

　　在接二連三的搬家過程中，也有不少喜怒哀樂。住在四疊半時，沒有一件家具是自己買的，后來居住面積擴大了，開始買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臺電視機，再后來又添了一張床、一些家具。每一次搬家后，都覺得應該用自己買來的家具，才用得安心、踏實。孫先生自謂有些懷舊意識，盡管現在的家具一應俱全，又非常上檔次，但有一把從四疊半時代延用至今的椅子卻舍不得扔掉。這把椅子現在睡在庫房里，見證了孫先生來日15年里熬過的無數個不眠之夜和經歷過的甜酸苦辣。

　　回顧激蕩的個人搬家史，孫先生感慨道：最初住四疊半時，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一戶建的日子，我這個人沒有奢侈心，沒有野心，有的只是平常心。居住條件的改善，都是為了適應新的發展而水到渠成——有了需要才會產生可能，有了可能就會引導需要，在需要與可能的互相作用下，才一路搬家走到今天。

　　的確，在日本東京浩瀚的樓群中，華人要找到一塊真正屬于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空間，實屬不易。但正因為有許多像孫先生這樣從四疊半到一戶建的華人存在，才拉動并引導著華人社群不斷成長。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