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的,做生意公開跟政策對著干顯然是行不通的。再說之前有人公開接受媒體采訪就被樹立成典型。因此,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謝震(化名)若有所思地說,眼神中充滿了迷離。
謝震是來自溫州平陽的一名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普通煤老板。唯一讓他欣慰的是,之前屢背罵名的“煤老板”,今年因為山西煤炭重組事件,轉而成了媒體和社會同情、聲援的對象。
然而,面對社會各界的援手,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公開站出來伸手接受。他們只能等待,而等待他們的則是一片迷茫。
“黑黃金”投資夢碎了
2006年8月,謝震耗資5000萬元從上家買下了山西一個年產20萬噸的煤礦,其中資源費1500萬元左右。
“剛買來的時候,這煤礦就是光禿禿的一座礦山,上面什么都沒有。”謝震買來之后便開始進行一系列的開采準備。“建設基本的廠房,安裝開采設備,這些準備工程就花了1500萬元左右。”
謝震當時判斷,這個煤礦的儲量比較豐富,就簽了18年的開采合同。“按照當時的形勢,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們兩年便可收回投資。”由于之前有很多平陽人在山西投資煤礦賺了錢,謝震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山西煤炭投資大軍。
而一次性的資金來源,并不是謝震一個人所能承受的。于是他四處籌錢,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從他的親戚和老鄉那里籌集的。“這樣的投資模式在我們那邊已經是一種普遍模式了。”他介紹說,和他直接聯系的就有十幾位大股東,占總投資的50%左右。
2007年6月,謝震的煤礦通過驗收,進入了夢寐以求的生產階段。然而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不到1年,當地煤炭主管部門便下令其停產。今年5月,《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臺,規定“單井生產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這對絕大多數民營煤礦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之前,他正準備申報30萬噸年產量,如今煤礦被列入了整合的名單之中。
“雖然去年上半年就已經有接收的人員進入礦場,但針對怎么補償,補償多少的問題,他們一直不跟我們談,正式談妥還遙遙無期。”謝震說,為避免其間出現不必要的麻煩,他至今還一直在支付礦場維護費,僅此每個月就要花費至少20萬元。
那邊沒有收益,而且每個月還要投入,這邊的股東又開始經常催他,這兩頭的夾擊讓謝震很是頭疼。“后來媒體把這一事件曝光之后,我們老家的一些親戚、朋友開始理解我了,并和我一起投入到了談判。”
對于溫州很多在山西投資煤礦的老板來說,謝震的遭遇并非個案。據統計,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的企業超過450家,投資總額超過500億元。謝震表示,“雖然前些年溫州炒煤團遭遇了很多信譽危機等困境,但相比起來這次他們所面臨的困境要艱難得多。”
導致天翻地覆的文件
讓謝震們陷入如此前所未有困境的便是山西省政府的一紙文件。
去年5月,山西省政府出臺《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這份文件提出,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礦井總數由2598座減少到1000座,到2015年減到800座,原則上企業規模不得低于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不低于90萬噸,保留礦井要全部實現以綜采為主的機械化開采。
在2008年的9月2日,山西省政府頒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就開始讓很多煤老板覺得風頭不對,當時就提出對現有民營煤礦實行國有控股,將形成2到3個年生產能力達到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集團,3到5個年生產能力在5000萬噸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國有或國有控股煤礦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山西煤改新政大幅提高準入門檻,就意味著浙商450余家6證齊全的煤礦要被兼并或關閉。“這項政策一出,很多2007年之后投資的老板基本上是血本無歸。我們幸好還生產了將近1年。”謝震有些無奈地安慰自己說。
“我們之前都是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要求投資煤礦的,現在怎么突然就全盤否定了呢?”謝震很痛苦。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煤炭價格開始放開,計劃外的煤炭市場初步形成。尤其是到了2001年后,山西省政府出臺了各項招攬民營資本進入煤炭領域的優惠措施,大量民資涌入煤炭行業。這其中有很大一批是來自我省溫州等地的投資者。
然而,隨著進入的人多,而且各種煤礦事故不斷,2005年,山西要進行煤礦整合兼并,要把之前大大小小1萬多個煤礦整合成現在的3000個左右。
當時謝震認為這是一個介入山西煤礦投資的不錯機會。“之前各種煤礦太亂,政策風險比較大,整合之后應該好多了。”于是,他們按照山西省整合之后的各項規定在運城投資了這樣一個煤礦。“現在政府政策這樣隨便變,我們如果變回來了,說不定明年政策又要變了。”
“煤價從去年大跌之后就一直沒再起來,如今又趕上兼并重組,無異于雪上加霜。我投入了上億元,以2008年前后的行情,收回投資顯然是不可能的。”跟謝震一起投資的周天曉(化名)也無奈地說,“本指望如今中國經濟逐漸好轉,資源價格接下來上揚,能有轉機,利潤都看得見了。結果晴天霹靂,這個時候又要兼并我們,把我們完全從這個游戲中踢出局。”
煤老板的路在何方?
“說實在的,我們也希望不出事故,整個行業能夠更加規范。但萬萬沒想到,現在弄到這個局面。”謝震又嘆了口氣說,“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是根據評估價折合成現金退出,另外就是作價入股。”
“整合到大集團之后,人力成本一定會增加。這樣,每生產一噸煤的成本會大大提高,算下來,利潤一定很微薄,我們要等到什么時候才能收回投資開始賺錢?”謝震說,面對入股未知的收益,以及更大的政策風險,大多數煤老板選擇“折價套現”出局。
“讓你賣你就賣,不賣也賣;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賣不行。”這是今年以來在煤老板當中流傳頗廣的一幅對聯。然而即使抱著這種“惹不起,我還躲不起”的心態,溫州煤老板們依然很難從這個局中全身而退。
謝震說:“相關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把我們的證件拿走。現在那些當初沒有上繳證件的,都以換證為由拿走,很多人就再也沒有拿到新證。相關的補償金是多少,如何支付等關鍵問題根本都沒談。”
“既然政策變了,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也會積極配合。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能有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我們的合法權益也能夠得到保證。”謝震說,在整個兼并重組過程中,他們根本沒有任何主動權。因此,煤老板間流傳這樣一句話:煤礦以“白粉價”買入,現在要以“白菜價”賣出。
“他們為了完成上面指派的重組任務,在補償金額和付款方式都沒有確定的情況下就讓我們簽訂轉讓協議。”謝震頗為不理解地說,在煤礦的資產評估方面,根本不按照資源儲量來,而是按照礦區的房屋建筑,以及設備投入等來計算。這樣一來一個10億噸儲量的煤礦與1億噸儲量煤礦的資產基本上是一樣的。
隨著山西煤礦重組事件被媒體曝光之后,社會各界一反之前的批判態勢,反而給予了煤老板莫大的同情和聲援。浙商研究會、澤大律師事務所等機構都紛紛出來為煤老板說話。然而,遺憾的是,至今沒有一個煤老板公開出來接受幫助,通過法律等渠道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能夠把投進去的錢拿回家。”謝震有些無奈地說,“今后即使山西有金子讓我去拿,我都不敢去了。即使在山西投1億可以賺10億,我還是寧愿選擇去別的地方投1億賺1000萬。”(記者 余廣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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