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里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這些“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煤礦詐錢。(3月22日《重慶晚報》)

　　“記者村”的出現，可以說是前幾年假記者在礦難多發地泛濫現象的升級。如果說，假記者的泛濫，更多考驗的是記者證件管理制度是否足夠嚴謹的話，那么，“記者村”的出現，則向我們袒露了非法采礦聚集地煤礦管理的荒蕪生態。當地“記者村”背后，依然是非法采礦的產業化鏈條：當地黑礦密集，“違法生產”肯定是不爭的事實——假記者們伺機而發，向基層政府官員施壓——為確保“丑聞”不被爆出，基層政府嚴令黑礦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黑礦“拿財消災”。

　　而對于當地那些對官場和民間生態熟門熟路的礦主們來說，他們未必不知道這些假記者的身份背景，未必不知道其中的貓膩。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記者村”和黑礦相互依存，形成一種共生局面，其實有更深的原因。對于黑礦礦主們來說，假記者們偶爾到來的敲詐，與他們的收益相比，當屬九牛一毛；同時，對于當地基層政府而言，黑礦存在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促進”，肯定會遠好于將它們全部關閉；更為重要的是，“記者村”和黑礦間相對“默契”的存在，或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間接保護當地黑礦長期生存的作用。

　　但是，經濟發展從來都不能只算經濟賬，還要算環境賬、民生賬；而且，生產安全保障不到位的黑礦，多又是安全事故多發的地方。各地的煤改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考驗煤改成效如何，一個也許有些“不負責任”的指標，就是不妨參考一下“記者村”以及假記者消失的程度。因為說到底，“記者村”的出現，是山西忻州和其他地區煤礦管理荒蕪生態的真實反映。打擊“記者村”事小，逐步將各地陷于荒蕪管理的煤礦納入法制化、制度化軌道，才是大事。(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