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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會如果能促進這種文化的自覺，從而推動整個民族的精神升躍，應是我們民族的幸事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令整個世界驚喜。在這個開幕式上，展現了豐富的中國元素：寫意畫、缶、四大發明、鄭和下西洋、京劇、提線木偶等等。盡管某些細節不乏爭議，但眾多中國古代文化形式匯聚一堂，似乎也足以震撼人們的視覺。

　　然而，人們也注意到，與古代的豐富相比，現代、當代中國的內容似乎較為匱乏。對此，開閉幕式總導演張藝謀解釋說，文藝表演的后半段是在表現中國當代，包括用發光的人搭建一個鳥巢，最后出現的宇航員等。但他也承認，當代文化的符號很難一下子捕捉那么具體。因為，全球化使世界同質化，要尋找中國今天的文化符號比較困難。

　　這確實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但是，由于現代文化缺乏足夠的時間積淀因而難以用藝術的手段具體表現是一回事；現代中國、當代中國的文化究竟有多少厚度，有多少可積淀的精華，卻是另一個問題。

　　近些年來，人們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在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之后，出現了關于中國發展形態的議論。北京奧運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世界對中國的繁榮和相應的國際地位的承認。但是，人們發現，中國的文化發展似乎并不與經濟發展等速。

　　比如，一直有人說，中國沒有哲學大師，沒有思想家，甚至法學大家、政治學大家、經濟學大家。按理說，過去一百多年，中國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精神、政治、社會、經濟等等都發生了并且仍然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同時，國人也一直糾纏于傳統、現實與外來知識之間，理當為偉大心靈的深邃思考提供了足夠的刺激。

　　各個大國在類似的社會變遷階段，都出現了一批杰出的思想人物，比如德國的康德、黑格爾，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托克維爾，英國的洛克、牛頓。處于同樣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時期中的俄羅斯，也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偉大的文學家。然而，為什么中國，從現代到當代，沒有涌現出類似級別的思想、精神人物？更不幸的是，當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還間或成為公眾嘲笑的對象。

　　通俗文化的創造力似乎也不如人意。在古代、現代轉型時期，也即清末民初，在京劇領域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等一代又一代宗師的創造精神，使京劇登上大雅之堂，成為一門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而當代中國，似乎連流行歌曲也有氣無力。以張藝謀為代表的一批電影人，90年代中期之后制作的《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無極》《赤壁》，太缺乏精神史的闡釋，往往把史詩拍成喜劇，以壯觀的場景始，以觀眾的笑場終。他們既沒有準確地還原古典中國，也沒有創造出現代的意象。

　　這樣的創造力匱乏也體現在其他領域。比如，大學的大樓雖然越蓋越奢華，教授們的收入越來越高，但大學的學術水準是否有相應幅度的提高？不論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還是自然科學領域，某些人的學術道德水準卻在直線下滑。

　　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很多人都在思考這些問題。人們早有共識，中國如果要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那么，僅有經濟繁榮是遠遠不夠的。除了經濟繁榮之外，還需要制度上的變革，而這兩者又都離不開精神的支撐。支持一個國家的這種精神力量，只能來自于這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力。學術、思想、藝術等等領域的繁榮，潛移默化地塑造民族的精神、心靈，從而使得經濟、政治結構的變化獲得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基礎，物質上的繁榮未必能夠增加個人的幸福，相反可能導致社會內部的緊張。

　　那么，究竟怎樣才能實現文化的繁榮？對于經濟繁榮，經濟學家似乎可以開出一些比較確定的藥方；關于政治改革，也不乏一些相當明晰的方案。但是，還沒有人能夠提出實現文化繁榮的確定方案。

　　與經濟增長、政治治理不同，文化是更加個體化的事業，不是整體性的制度方案能包攬解決的。文化繁榮歸根到底來自于個體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往往不全是外在的制度所能限制或者提升的。那么，究竟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一個社會中才會涌現出一批具有較高創造欲望的人群？又在什么樣的條件下，這些具有創造欲望的人群能夠具有創造出偉大的思想、觀念、學理、藝術的能力？

　　也許，這些問題本來就難以找到學理上的答案。即便找到，也無濟于事。因為，文化創造說到底是個人的事業。中國文化繁榮的關鍵，是思想、學術、科學、藝術等文化領域里的人們，是否敏感地意識到種種中國當下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否進行最廣泛、也最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說，文化共同體的自覺和自我努力，乃是文化繁榮的關鍵。

　　北京奧運會如果能促進這種文化的自覺，從而推動整個民族的精神升躍，應是我們民族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