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
張柳具在太陽底下蹲了一天,賣光了50幾把蓮蓬,有150多塊錢的進賬。除去80元本錢,這一天他賺了70多元。他說,如果不算天氣不好的日子和被城管抓住的損失,他一個月可以賺2000多元。
王利鎖夫婦倆中午11點才出來賣烤玉米,守著繁華的天意市場,到下午4點多,三輪車上120多根玉米就銷售一光。一根烤玉米賣一塊五,批發來的生玉米每根兩毛錢,除去其他成本,每天的純利是150元左右。不計天氣和被抓的損失,每個月平均收入在四五千元之間。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6月發布的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收入基本情況,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為1785.42元,高居全國榜首,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僅為982.05元。而小販的短斤少兩,讓無照經營的利潤更是高出正規攤位。
“小販的秤都是8兩秤,很少有9兩的。”一位小販一語道出了同行的“秘密”。
東城區城管負責人江山深諳小販在秤上動“手腳”的花樣。“有的人用水把兩個秤盤吸在一起,光是水和多出來的秤盤就能占4兩。”更普遍的做法是改變秤的刻度。更有小販將水果放在清水、甚至洗衣粉水中“清洗”,“這樣不僅占分量,也讓水果看起來更新鮮。”
有的小販介紹,賣水果遠沒有賣烤紅薯賺錢。“賣烤紅薯的都是6兩秤,有些更黑,是4兩秤。”
“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經營方式讓小販不必擔心顧客找回來。很多小販都有被城管抓住、沒收、罰款的經歷,有些還是城管大隊的常客。張柳具曾在動物園賣桃,被抓一次,損失了五六百元,“損失慘重到好久緩不過勁來。”
“你去問問有誰沒有被逮住過,有誰沒有被罰過三輪車。”王利鎖說,“我被罰的車有多少記不清了。”
斗法
東城區城管負責人江山認為,為了執法的有效性,必須采取便衣執法。城管的便衣總是暗伏在小販身邊,城管大隊的車一到,就拉住他們,不讓他跑了。
“針對機動車售貨,我們也采取了很多辦法。便衣過來一腳踩到離合上,把小販控制住,就把車扣了。”海淀城管負責人孫寶寧說。可漸漸這個辦法失靈了,“他們讓機動車始終發動著,見到城管隨時都能跑。或者在車的四周焊上鐵欄桿,小販把自己封閉起來,沒有人身強制執法權力的城管人員靠近不了他們。
打時間差是小販的另一個辦法。張柳具的上班時間是中午的3個小時,也是城管大隊的午休時間。下午16時之后再出來賣到22時。小販的上班時間就是城管大隊的下班時間。
于是城管開始招聘協管人員,實行輪班制,盡量在每個時間段都有人盯著。
“逃跑的時候要是把城管逼急了,他們趕上會踢幾腳。”張柳具說,不過這種時候不經常碰到。他的原則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是眼見自己的貨和車被收走,不是每個小販都能克制。城管和小販之間暴力對抗的事件近年來逐漸增多。有人說城管和小販是“真人版”的“貓和老鼠”,“城管追,小販逃”的場面每天都在上演。
困惑
“滿街小攤我都覺得不像話,但是我們得活下去。我會影響市容,但肯定不會去販毒,不會危害國家利益。”王利鎖這樣看待自己的職業。
賣麻辣燙的小劉始終不明白,為什么自己給居民提供了方便、便宜的食品,靠勞動掙錢,卻還是站在執法的對立面。他愿意交錢納稅,讓自己進入工商部門的管轄,讓這個小市場合法化。“可人家寧可趕也不愿管。”
北京城管一位負責人指出,作為城市管理的執法部門,城管系統的職責是對違反城市管理條例的各種違法行為進行制止、處罰和糾正,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范圍包括市容環境衛生、城市規劃管理(無證違法建設處罰)、工商行政管理(無照經營處罰)、環境保護管理、施工現場管理(含拆遷工地管理)、黑車、黑導游等13個方面。管理全市二三十萬的無照游商只是北京18個區縣5000余名執法隊員份內工作的十三分之一。
東城區城管大隊曾試圖給一些長期流動于王府井的無照游商找工作,但是“我們不可能每天到處問‘你有工作嗎?’”
海淀城管的孫寶寧科長推崇“大社會、小社區”的理念,認為社區應該更多地行使社會管理的職責,盡可能多地吸納外來流動人口。但在知春里某社區的負責人看來,在取締露天農貿市場和嚴格規范社區攤位的設置以后,他們連安排本社區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權力和能力都沒有,更別說接納無照游商了。
城市眾多管理部門在數量龐大的無照游商面前筑起了一道道封堵的堤壩。為外來流動人口提供合法就業機會等疏導式的城市管理卻是一片巨大的空白。
“外來人口在數量合適的情況下,可以運轉正常,城里人需要他們的服務,他們需要回報。”但孫寶寧科長同時認為,城市對外來人口有一個容納量,超過限量會引發很多社會問題,無照經營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我們的城市配套設施到底能容納多少外來流動人口,沒有人統計,更沒有人做總量的控制。”
明天
“城管來了!”3歲的李浩一顛一顛地跑過來用稚氣的河南口音大喊。王利鎖夫婦馬上起身,把玉米和爐子往三輪車上搬。
“城管……”6歲的王宏寬突然指著城管的車大罵了一句。媽媽被兒子的行為驚呆了,反應了幾秒鐘,她抄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最疼愛的小兒子身上。6歲的王宏寬和3歲的李浩并不理解城管到底是怎樣一些人,但是父母對城管的躲避令他們感覺到城管是自己的敵人。
“2008年就要奧運了,聽人家說北京城要清理20萬流動人口,估計大部分就是我們這樣的人。”在北京住了17年,但王利鎖清楚地知道,“這里不是我的家。”他打算賺夠了錢回家去開個養豬場。
夕陽西下,王利鎖一家人收拾東西準備回家了,勞累的一天結束了,誰又知道明天他們的生意在哪里?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韓婷婷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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