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口述/王文正 整理/沈國凡
法庭上，張春橋為什么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這個謎不但使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也使許多的外國記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國外的記者在評述時曾說，這是一個不愿回答任何問題和不愿為自己辯護的人。
而我作為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卻認為，這是一個在事實面前自認失敗的人。
張春橋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碼說明他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是不會得到全國人民原諒的。
其實，在開始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初期，張春橋并不是這樣，他還是張口說話的。對此，他曾寫信給葉劍英元帥談自己的思想。
受到“寵幸”時的張春橋
1958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帶著一個人前來見毛澤東。這個人便是張春橋。當時張春橋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兼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張春橋當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慶施的專職政治秘書。1963年以后，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5年后，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早在1958年，張春橋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非常感興趣，就批示在《人民日報》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并加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轉載于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
我后來得知，這個編者按就是毛澤東主席親自寫的。這份學習材料，我至今都還保存著。看來，當時毛澤東很贊賞張春橋提出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觀點。我個人認為，張春橋提出的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得到重視，也是在1958年那個“大躍進”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張春橋、姚文元等組織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贊賞。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組，毛澤東主席提出讓張春橋參加，文字由張春橋負責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審閱。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后，張春橋任副組長，與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張春橋又先后任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73歲的生日。12月25日，毛澤東邀請張春橋、姚文元等幾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到家里做客，共同慶祝他的生日。
在這次小型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主席將張春橋拉到身邊坐下，并夸他是“紅色秀才”。接著，毛澤東主席就說：“上海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干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澤東為什么要說這樣的話呢？
原來，1966年11月11日夜，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肯定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因為北上告狀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發表“宣言”，誣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以進京“控告市委”為由，沖擊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進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攔列車，迫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小時，搞得群眾怨聲載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張春橋又支持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圍攻解放日報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從11月29日開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調動隊伍，對上海《解放日報》實行了圍攻和沖擊，阻止報紙的正常發行，大搞打、砸、搶活動。
我親眼目睹了這次事件。
我們高級法院機關與解放日報社相距只有幾百米。那時我們機關還沒有被奪權，我們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現場看“風景”，只見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個多星期沒能看到這份報紙。
我感到有些氣憤，好好的一個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與此同時，張春橋還指使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里的徐景賢、朱永嘉，要他們“后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帶領朱永嘉、王承龍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奪了市委的權，同時揪斗了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時，我們法院機關的造反派正在“打內戰”，對我們這一級的干部暫時無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會兒后，就聽到馬路上人聲嘈雜。出去一看，見不少人往陜西路文化廣場集中。
我走到文化廣場，看見靠最西北角的大門未關，就走了進去，也沒人問我。進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發言人的面孔，那時也不知道徐景賢、朱永嘉是什么人，只聽到批判市委領導人，要起來造反之類的話。因為會場上吵吵鬧鬧，一片混亂，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賢、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動大會。從此上海大亂。
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海逐漸地被“四人幫”控制，成了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個基地。上海的權力到手之后，他們又提出了“穩住上海，搞亂全國”的策略。
可是，在法庭上對張春橋的審判，為什么一直都沒有提到這三件事？
這里面有另外的一個原因。
通過預審，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時，對于由他一手制造的當時轟動全上海和全國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有人主張，這三件事情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應該算在他的頭上，對其提起公訴。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三件事情雖然都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應屬于工作中的錯誤，因此不能提起公訴。
我當時所持的是前一種態度。1980年7月，在我到北京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預審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確定“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對此我是贊同的。
現在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大家都從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雙方相持不下。
后來，大家的意見都統一到一點上來，那就是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特別法庭，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曾對此有過一個意見，凡是經過毛澤東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的罪。
我參加預審工作后，通過看材料和開會，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據這樣的一條原則，最后決定這三件事情不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我當時雖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從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經過爭論和認真的研究，最后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都沒有將這三件事作為張春橋的犯罪行為提出起訴。
張春橋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換代”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于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并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復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于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于是，毛澤東指示對于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伙“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伙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于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么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于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由于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張春橋從此不再說話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張春橋。審判員王戰平問張春橋：“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一事，是不是事實？”
張春橋默不作聲。
法庭宣讀、出示了有關證詞。
徐景賢1980年7月11日的證詞說，1967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張春橋還說：“今天除徐景賢以外，其他一個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
法庭還傳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1975年11月張春橋在北京的釣魚臺約他談話，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正是由于這樣的目的，張春橋開始大量地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
法庭還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內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組織游行示威，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一事進行調查。審判員問張春橋，他始終不語。
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審查時寫的交代提綱，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對劉少奇。12月25日打倒劉少奇大行動”。接著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寫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其中有：“春橋號召我們和劉少奇干到底。”法庭還宣讀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岡山》報第五版《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記井岡山兵團12月25日大行動》一文的主要章節。
然后，法庭傳喚蒯大富出庭作證。
蒯大富在證言中說：
1966年，大約是12月18日，接到電話，我到中南海西門，張春橋對警衛說是我找他來的，讓進來吧。在西門內靠北的傳達室內，張春橋領著我從南門進，在往右拐的套間內，我和他談了有一個小時左右的話。整個談話過程中，除了張春橋和我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仍然不肯投降，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嘛，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廢。我一聽就明白了，張春橋就是要我們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劉鄧搞臭。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頭頭，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里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撒傳單，還進行游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場所謂的“12·25”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范圍內第一次把打倒劉少奇同志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這時張春橋扮演了一個幕后操縱者的角色。
正是從“改朝換代”的思路出發，張春橋不但積極參加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的迫害，還想方設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親信。
原上海警備區師級干部徐海濤，在張春橋等人奪權之后，曾擔任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辦公室負責人。張春橋見他為人“忠實”，利用自己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之機，就將他安插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任領導職務。為此，在粉碎“四人幫”的當天，上海一伙余黨就想方設法地與他聯系，了解北京的情況。
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于會泳，由于對“四人幫”忠心耿耿，被張春橋、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將其調到文化部，四屆人大會議上又任命他為文化部部長。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上海的余黨就與他聯系，了解北京發生的情況。
張春橋一伙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不顧黨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將一些根本不能勝任工作的親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為“四人幫”的上臺“抬轎把門”。
如果說徐海濤、于會泳進京擔任重要職務與他們本身的專業和特長還有一點聯系的話，那么周宏寶的進京任職，真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周宏寶系在滬的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群眾都說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搶之外，不會干別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張春橋、王洪文竟然將其調入北京，擔任了教育部的負責人之一。
祝家耀和張國權也是在滬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張春橋認為他們對自己忠心耿耿，就將其調到公安部和第六機械工業部擔任領導職務。“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過當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傳遞給上海“四人幫”余黨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經過預審后認定，張春橋犯有利用手中的職權安插親信，以達到“改朝換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國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刑事判決書，在張春橋的個人犯罪事實中，卻并沒有“安插親信”這一條。
這難道就是張春橋在法庭上一直不愿開口的原因嗎？這件事情，不用張春橋開口，法庭自己給“辯護”掉了。
對于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這件事情，在預審的討論中，我就曾在會上提出，此項不應給張春橋、王洪文定罪起訴為好。當時全國上下都對“四人幫”十分痛恨，都有一種心情，希望在清算他們的罪行時，清算得越徹底越好。
作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過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國人民的心情一樣。可是，法律應該是公正的，我們辦的案子是中國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它不但會作為一部歷史留給一個政黨，同時也將留給一個偉大民族的子孫后代。這正如鄧小平同志對我們所有參加辦案的人員所說的，我們辦的這件事情，一定要經得起歷史和后人的檢驗。
基于這樣的原因，我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這個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時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兩個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中央組織部到上海選調干部到中央任職，并趁機安插親信到國務院和軍隊、人民群眾團體擔任部級領導職務，中央組織部也是同意了的，這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通過合法的組織手續調到中央有關部門來的。當然，張春橋、王洪文這樣做，實質就是在安插他們的親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們在法律上不能將此作為篡奪了這些部門的領導權的犯罪活動。這在當時是合法的，是合乎組織程序的。
經過認真的討論，最后起訴時采納了這個建議。
可以看出，對于張春橋這樣的頑固不化的“四人幫”主犯，法庭同樣是公正的，是實事求是的。我想，這件事情張春橋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為什么不說話呢？謎底原來在這里。
張春橋被捕以后，在開始對其實行預審時，他還是肯講話的，只是對一些重大問題設法回避。在對于王洪文赴長沙告狀誣陷周恩來總理一事，張春橋一開始與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樣都是愿意講的。當問到為什么要這樣做時，張春橋答：當時是周總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審訊人員接著就問：“你們在搞掉周總理和鄧小平之后，想由誰來擔任第一副總理并在以后接任總理的職務呢？”
此時的張春橋說到了興頭上，根本就沒有防備，然后便回答：“他們的意思是讓我來。”這里的“他們”當然很明顯，就是“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張春橋此話一出，擔任審訊的人一陣興奮。在開始預審“四人幫”時，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自己是認識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執行上的錯誤，并用以來對抗審訊，使整個審訊進展遇到了困難。這個困難的關鍵就是“四人幫”一伙的一些行動，究竟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換代”的把戲。
張春橋無意間說出的話，才完全暴露了他們一伙人的天機：他們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幫”一伙的罪惡目的終于弄清：篡黨奪權，改朝換代。
獨獨是這個一向以深思熟慮著稱的張春橋，在預審的時候就暴露了他們一伙人的野心。從此，預審工作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張春橋很快發現自己這次對答有失。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張春橋從此便沉默不語了。這樣，張春橋的沉默就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中一道令人費解的“風景”。
(摘自《大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