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包容并蓄、均衡有道就是“大中華”國民應該具有的人格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眼中，什么才是中國人最本質的標識？

　　潘岳：幾千年來，能夠以國家形態同根同種同文留下來的民族只有中華民族，這樣的民族，肯定有其特殊的民族性。

　　從國家層面上來說，這個特性就是充滿生態智慧的政治制度，包括科舉制、鄉紳制和全世界最早最完善的官僚體系；從社會結構上來說，就是群體文明，尤其是以家庭為基礎的政治社會結構，以及強制個人對其他社會成員擔負義務的倫理體系；從生活方式上來說，不以個人欲望實現，而以人際關系和諧與道德完善為最高追求；從審美情趣上來說，不追求真實只追求境界……總而言之，中國人的基本精神，就是均衡、有序、和諧。

　　如果說西方文明追求的是通過不斷擴張占有更多資源來解決內部矛盾和人生欲望，中國文明追求的就是在有限的資源內節制欲望、協調利益、內部消化矛盾。這種特質在不同的時代為我們帶來了不同的榮辱。農業時代，它造就了一個持續兩千年的帝國，成為東亞地區文明和秩序的母體；100多年的現代史，它卻讓我們錯過了工業革命，走到了被拋棄的邊緣；然而，在資源能源緊張、文明沖突和恐怖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時代，這種特質又重新具有的意義。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人一直都有“求同存異”的理念，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什么應該是中國人堅持的“同”，什么是應該恪守的“異”？

　　潘岳：我們應該恪守的，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質。用三個字概括，就是“中、和、融”。2000多年的文明史中，異族的軍事入侵和異文化的傳入，正是因此被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土壤吸收和消化。

　　不同文明產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族習性，目前現存的幾大文明傳統中，只有中華文明不因強勢而迫害異己，不因恪守原教旨主義而拒絕變化，同時又深具通過節制欲望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傳統。在一個資源緊張和文明沖突而動蕩不安的全球化時代，這種特質具有成為主流思想的潛質。可以說，以儒家傳統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完全能夠作為思想基礎促成東亞區域化，與美國文化主導的全球化形成參照。

　　當然，我們要恪守的不是陳舊的教條，而是經過改良后的產物。這就要求我們要從全球化中吸取時代精神，比如法律的理念、比如創新文化、比如建設性的公眾參與。在歐洲，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融合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亞洲，有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融合的東亞模式；在中國，也在孕育著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結合的萌芽。這些試驗的成功和失敗，將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參照。

　　中國新聞周刊：隨著GDP的增長，中國人在經濟領域已經越來越自信，但一個健全的大國國民特征又顯然并非經濟富裕帶來的片面自信可以涵蓋，那么怎樣才是中國人應該有的全面人格？

　　潘岳：從國家層面上來說，單純的經濟增長對內不等于政治社會文化的同步增長，對外不等于國際影響力的增長。真正的大國，不光是經濟強國，還應該是國際秩序的制定者和新思想新文化的發源地。相應的，一個“大中華”的國民不應以財富為惟一追求，而應同時追求文化進步、道德完善和民族復興。同時，他還應該具有開放的精神，既深諳傳統文化的精髓，又明了西方文明的長處。在這之上造就適合自己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審美標準，而不是盲從外界輸入的流行概念。最后，他必須具有公民精神，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執行，意識到個人對社會進步與民族復興負有責任。

　　形象化地說，如果一個中國公民既富于競爭性又善于妥協，既拼命工作又重視家庭價值；既能操作復雜的國際金融貿易也能欣賞唐詩宋詞；既在人際關系中寬容謙讓又不放棄任何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從基層選舉到業主委員會的管理，從環保公益活動到給政府提交政策的反饋……這種包容并蓄、均衡有道就是“大中華”國民應該具有的人格。

　　(潘岳：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