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8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就該省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兆豐(副廳級)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陳兆豐的上訴，維持原一審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

　　原一審判決認定，陳兆豐在擔任該省定遠縣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期間，通過利用職權介紹承攬工程、提拔干部、調動和安置工作、辦理入編等途徑，單獨或者伙同其妻非法收受200余人所送的錢款達人民幣283余萬余元、美元800元，并為他人謀取利益。此外，陳兆豐還對人民幣545余萬余元、美元6996元和港幣16770元的家庭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根據檢察機關當初的指控，陳兆豐案發時，其家庭現有存款、現金合計人民幣達904萬余元、美元和港幣各1萬多元；案發前，陳兆豐還先后退掉了80多萬元。這樣一算下來，陳兆豐的家財累計近千萬元。所以，在安徽省定遠縣，陳兆豐又被老百姓私底下稱作“陳千萬”。

　　定遠縣是安徽省沿淮地區的一個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1990年，陳兆豐開始到這個貧困縣擔任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縣長，2002年從該縣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去職，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職，前后僅10余年的時間，他就斂取了數百近千萬的家財。

　　沒有誰天生是個腐敗分子，陳兆豐亦然。今年8月初，正當陳兆豐在安徽某看守所內等待終審判決的時候，記者走近陳兆豐，試圖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了解那么這個窮縣“富書記”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是什么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他本人對這些問題又有著怎樣的認識？今年八月初，正當陳兆豐在安徽某看守所內等待終審判決的時候，記者試圖走近陳兆豐，于是便有了他下面的自白和與記者的對話。

　　也是個窮苦孩子出身

　　我的父親是個小學校長，母親是個農民，父親在我十來歲的時候就病故了，那是1959年的事。那時我們兄弟姐妹四人都很小，我是老大，我母親帶著我們姊妹四個非常艱難地生活著。父親去世了，又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像我們這樣的單親家庭，更是難上加難了，純粹一個特困戶。

　　我大部分時間是跟隨母親生活的，但上小學之前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 那時候全國生活都很困難，。想來想去，覺得沒有什么路好走，就一個心眼地讀書，看讀書這條路以后能不能走出去來。當時并沒有想革命什么的，只是想家里這么困難，也許通過念書能搞一碗飯吃吧。當時，我好想買一斤糖給外婆，另外想給母親和弟妹們一點援助。，但從哪里弄錢呢？，只有死讀書呀。所以人家玩我都不玩，人家早休息了，我還在看書。現在一想起這些，就熱淚盈眶。

　　1963年，我考取了安徽重點高中———滁州中學。這時候，我的一個弟弟(老二)和一個妹妹(老三)都輟學了，因為我讀書，家里再也負擔不起了，哪還有能力來供他們念書呢？。家里為了我讀書，把住的房子也賣了一點，最后把墻上的檐條都抽下來賣了，家里實在是沒錢。

　　記得有一次離家去學校時，母親送我老遠，大概有十里之遙。在一座山腳下，母親跟我講：“伢子啊，我們一家都指望你了，家里情況你是知道的，在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爭取有個出頭之日，這樣以后能拉扯你的弟妹們，給家庭一點希望。”老人家講得很深沉。我記得我母親那時穿的一雙布鞋已經穿爛了，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所以當時我非常激動，后來在學校里我每每想起這些都會流淚。

　　幸運的是，高中時我得到了一個叔父的資助，不然高中也很難讀下去了。那時我享受二等助學金，一個月四塊錢。每個月的伙食費是八塊一毛錢，這錢必須按時交到食堂里去的。學校總務處門口有一個小黑板，誰的伙食費沒交到位，比如說只交到20號，20號準停你的伙食，小黑板上就寫上了“某某班某某人，某20號停伙火”，到那天你就不能去吃飯。那時我雖然享受二等助學金，一個月四塊錢，我雖然每個月有四元錢獎學金，但是這四元錢連吃飯都不夠，更別說其它的洗澡、理發等等一些必須的生活開支，所以幾乎讀不下去，幸虧有叔叔的支持。

　　后來我叔父每月給我十塊錢，我就跟班主任申請，說我十塊錢夠了，有同學比我更困難，助學金請你給我降掉一級，從四塊錢降到兩塊錢。我主動寫的報告，這樣就享受三等助學金了。

　　記得有一次離家去學校時，母親送我老遠，大概有十里之遙。在一座山腳下，我母親就跟我講：“伢子啊，我們一家都指望你了，家里情況你是知道的，也是沒有辦法了。在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爭取有個出頭之日，這樣以后能拉扯你的弟妹們，給家庭一點希望。”老人家講的很深沉。我記得我母親那時穿的一雙布鞋已經穿爛了，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所以當時我非常激動，后來在學校里我每每想起這些都會流淚。

　　剛工作時很賣力

　　由于學習刻苦，所以成績一直很好，本來滿有把握能考取大學，誰知道我們還在畢業以后的復習迎考階段，學校就宣布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在學校里又待了兩年，直到1968年10月，安徽省第一批知識青年下放，我積極報名參加，被下放到全椒縣縣(現滁州市的一個縣。----記者注)，1971年到一所中學做了民辦教師。隨后被公社推薦到滁州師范學校學習，1972年畢業分配到原滁縣地區(現改為滁州市)教育局工作，月工資36元。我小妹妹為什么能讀書？就是因為我拿工資了，她一直讀到高中。是我撫養她的，由此也實現了母親的一個心愿。

　　那時候我工作起來也很賣力，因為36塊錢畢竟來之不易。工作了五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就考到了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分配到滁州中學任教師，1982 年調到原滁縣地委宣傳部新聞科工作。1988年春天，地委選調一批中青年干部到基層鍛煉，我被選調到定遠縣任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每月。 工資為105 塊，是一個副縣級干部的工資標準。

　　我外婆和我母親幾乎一點都沒享受到我的好處，因為我工作后她們都先后去世了。現在想起來，我感到自己是個不忠不孝之人，人生也是很失敗的。盡管曾有過輝煌，也多多少少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總的來說是失敗的人生-----沒盡到孝道，對黨和人民也不忠，到最后階段沒能保持晚節，犯了罪，成了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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