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居者有其屋”的美妙規劃，在“市場化”口號的沖擊下七零八落。作為全國住房改革的先行者和范本，深圳在經歷了這樣的搖擺和輪回后，才回到當初的思想原點：一個完善的住房體系，應該是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分工合力

　　2006年11月初，深圳市住房租賃中心剛完成了一次集中的出租房分配，將40套全成本微利周轉房配給了市公安局，滿足了59位急待住房的警員。

　　他們被拋向市場

　　在深圳有限的保障性住房中，全成本微利周轉房是其中的一支。

　　深圳市的房改從1988年開始，比全國房改的時間表早了整整10年。1993年，這個城市自豪地宣稱，深圳市有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該市住宅局因此于1992年獲得了聯合國人居榮譽獎。

　　但是十幾年后，黨政機關單位的新晉公務員卻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類缺房戶。據深圳市住宅局前副局長董日臣回憶，自1999年梅嶺一村竣工后，深圳市沒有再劃撥一塊政策性住房的土地。2002年，公務員系統住房實行新老劃斷。2003年后新進入機關的公務員，不再由政府修建住房解決。深圳市住宅局房改處的官員告訴記者，這個群體目前在深圳約有6000～7000戶。

　　而政府提供的租賃住房的另一支——社會微利周轉房(提供給深圳市非公務員的社會人員)，房源更為緊張。深圳市住宅開發修繕租賃中心甚至已經不接受租房者的檔案備案了。租賃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如今深圳市內為有戶籍的社會租房者提供的房源，只是梅嶺四村里的一棟小高層，而深圳市低收入戶籍家庭登記在冊的約為7500戶。

　　7500戶，一棟樓，要想享受到政府住房的好處，幾乎是中彩票的幾率。

　　在深圳自1988年傳承下來的住房保障體系中，是否擁有戶籍、在機關事業單位還是企業單位工作，是能否享受政府住房保障的關鍵條件。而資料顯示，在深圳市居住3個月以上的非本市戶籍人口已達到1030萬，約為戶籍人口的5倍。

　　為解決這一部分人的住房，“市場自發形成了以舊有公房和農民房作為替代物的機制。它們執行了廉租屋的職能，其戶型普遍在50～60平方米以下。”世聯地產董事長陳勁松這樣總結深圳容納人數最多的一種居住方式——租賃農民房。

　　漁民村、蔡屋圍、皇崗村、崗廈片區、布吉的大芬村，都是深圳市著名的“城中村”。如果新來這里闖世界的年輕人，不太介意離窗口不過幾十米的鐵路上火車尖利的汽笛，或者貨車經過時飄出的生豬騷味，還可以忍受僅容一人經過的道路上積滿了泥漿無處下腳，700塊左右的租金，便足以租下一套一室一廳的農民房，這是他們進入這個寸土寸金的城市的最低門檻。

　　在特區外，農民房成為建筑主體，沿著城市發展軸線如深惠路、107國道呈帶狀分布，容納了深圳市70.8%的暫住人口，也就是無戶籍長住深圳人口——農民工、手藝人、或者尚未得志的藝術家。

　　根據深圳市2005年的統計數據，深圳市住宅類出租屋面積共計1.3億平方米，其中農民房或其他私人自建住房總量是1.2億平方米，它們是保障“居者有其屋”的最重要手段。

　　作為全國最早實行房改，最早提出住房保障方案的城市，深圳目前的居住現狀卻與其他大城市并無二致：由市場提供95%的房源，收入幾乎是惟一的標尺，精確地衡量著市民居住的面積、享受的綠化、生活的寧靜程度以及有多少安全感。

　　但如果時光倒流17年，1989年出臺的《深圳市居屋發展綱要》，已經比照香港、新加坡，勾畫出了一套完備的住房保障體系。

　　“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1988年，深圳市房改方案出臺，并在一年后制定了《深圳市居屋發展綱要》。這是全國第一個政府修建政策性住房與市場開發商品住房兩軌并進，并劃分各自比例的綱要。

　　在這個綱要里，可見一個完整的住房保障體系：

　　對黨政機關公務員，政府修建福利房；

　　對企業職工，提供微利房；

　　有戶籍但不具備購房條件的人員，可以租住政府修建的全成本微利周轉房；

　　而有戶籍無購房條件的企業員工，政府修建社會微利周轉房供租賃之用；

　　沒有戶籍的從業人員，政府則計劃修建租金稍高于微利周轉房的單身公寓；

　　對有城市戶口但沒有職業的居民，政府在以福利微利房為主的蓮花二村和益田村，修建了一些30～40平方米的復式住房，由于空間有3米多高，整個居住面積拓展為50～60平方米。

　　兩軌多價的住房體系已定。《居屋發展綱要》還擬訂了福利房占30%，微利房占40%，商品房占30%的比例，并注明:此后，建房比例兩頭逐漸減少，微利房逐漸增多。

　　這就是深圳房改的著名模型——紡錘型。它借鑒了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這兩個近鄰，是深圳對外開放，實行拿來主義的兩個窗口。香港最初的政府建房約占20%～30%，但隨后政府建房比重逐漸增加至60%。新加坡更是政府建房，保障大眾的模范，建屋發展局目前已經承攬了全國90%的建屋任務。

　　“也就是說，按房改最初的設想，政府建房應該越來越多。”董日臣說。

　　但實際情況卻背道而馳。10年后，說起當初的綱要成為一紙空談時，董日臣猶自喃喃地說：要建政府房總是沒地，開發商建房就有地。

　　1988年房改方案的目標，是使特區每個職工家庭都住上一套單元式住房，保證改革的措施中有一條為：加強房屋管理局的工作。

　　深圳市負責建設政府房的機構是住宅局，在權力設置上該局的權力設置和國土資源局平級，并沒有香港居屋委員會和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在拿地上的優先權，這為今后在爭取建設用地時住宅局每每不敵國土局，埋下了伏筆。

　　政府房PK商品房

　　到1993年，到深圳的外地人口漸漸增多，董日臣回憶，當時住宅局提出由政府與地產商共同修建出租房，解決沒有深圳戶口，但長住深圳群體的住房問題。主管城市建設的副市長說，這個想法好，今年就建10萬平方米。當時住宅局還為此成立了租賃中心，負責修建和管理出租房。

　　但是這項計劃過不了拿地這一關。深圳市國土局最后批出兩塊地，非常偏遠。一塊是留仙洞，在特區西邊的分界線上，離整片地最近的建筑物只有一個看守所；另一塊地全是山坡，根本無法建房。

　　董日臣看好了香蜜村附近的一塊地，“約有30萬平方米。政府開發好后閑置了幾年，已經長出荒草，修建政策性住房太理想了。”但管土地建設的副市長答復說，這么大一塊地，也不能都給住宅局。住宅局最后得到了幾萬平方米，其他被不同的開發商瓜分。

　　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百業待興，而國家投資有限，吸引外來投資和賣地生財，成為深圳市政府的兩大財政支柱。

　　一邊是大庇寒士的安居理想，一邊是城市建設和地產投資帶來的財政誘惑。這樣的利益權衡之下，政府建房的速度大大落后于市場商品房的建設速度。

　　1998年，董日臣在退休前幾個月被免職，市政府也完成了領導交替，房改綱要也在這些個人命運的沉浮中發生著變化。2000年，房改綱要中一些有利于二次公平的“面積差價制”被廢除。從此，機關公務員購福利房，只需根據級別高低享受不同面積的購房標準。消息傳出，曾制定改革方案的骨干心灰意冷，一位前房改小組成員為此放聲大哭。

　　新一代住宅局面臨的問題依然沒有改變。“我們不缺錢，但是沒地。”房改處一位官員重復著董日臣的嘆息。

　　2002年，在取消住房供應雙軌制的名義下，國土局宣布，深圳市將不再劃撥政策性住房用地。在“十五”期間，深圳市政策性住房的建房比例和開發商建房相比，“每年所占比例還不到1/10，甚至有一年，1平方米都沒建。”一位熟悉深圳住宅開發的人士對記者說。

　　到2005年底，13年間深圳市只建設了5.86萬套政策性住房，僅占住宅開發面積的4.5%。一位曾參與房改的官員對本刊承認，政府所建保障性住房數量之微，“基本沒有研究意義。”

　　重拾17年前的方案

　　進入2004年，房價如脫韁野馬，2005年底，深圳房價收入比達到了8.73，超過了國際公認的4～6倍合理區間，政府手里卻毫無房源可以調控。政策性住房的建設再次被視為一劑靈藥，“實際上，深圳市重提住房保障，就是將17年前的方案重新拾起。”市住宅局房改處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但以往以戶籍為標準的住房保障概念將被拋棄。深圳市的“十一五”建設規劃里，提出了社會租賃住房。“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位人士對記者說。

　　計劃里，新修建的租賃住房將排除戶籍之別，成為深圳市所有常住人口共享的政府房源。政府計劃在2006～2010期間，建設政策性住房14萬套，其中經濟適用房2.6萬套，公共租賃住房11.4萬套，約占這一期間商品房開發量的1/7。“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按深圳最新的調查，‘十一五’規劃的政策性住房，可以解決深圳人口中收入最低那兩成家庭。”房改處一位工作人員說。

　　可是土地日益緊缺，政府建房不會遇到當年的相同困境？惟一多出的“尚方寶劍”是中央的三令五申，“如果有部門還不履行，我們可以有紅頭文件去找它理論了。”房改處一位官員說。

　　城市的經濟發展和市民的居住保障孰重孰輕，一直是決策者要權衡的問題，但延宕十余年后，很多課需要從頭重補。1992年，住宅局提出履行住房公積金計劃，企業按職工工資總額的13%交納住房公積金，但深圳市一直沒有將此計劃在企業中鋪開。“領導的理由是：不能給企業增加負擔。”董日臣說。

　　公積金在深圳若有若無地推行著，董日臣去勞動局打聽，一共約有1億資金，但沒有專款專用的獨立賬戶，也不提供買房信貸支持，“聊勝于無。”一位熟悉深圳住房開發的人士說。

　　在新的住房保障計劃里，房改處特地向深圳市各大龍頭企業，如招商、華僑城、中興、華為等發出了問卷調查，企業全部同意交納住房公積金。新的住房公積金計劃也將推行。

　　惟一不確定的是，這一次是“真刀真槍”，還是又將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淪為紙上談兵？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