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著姐妹們死的死、老的老，再不站出來證人就沒了”，昨日下午，79歲的雷桂英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呼吁：“曾經受難現在還活著的‘慰安婦’姐妹們，應該勇敢地站出來，指證日軍的暴行。”雷桂英奶奶是當年南京“慰安婦”中目前唯一站出來指證日軍暴行的“活證人”。據南京相關專家調查，1937年至1945年間，日軍在南京較長期設立的慰安所有40多家，至少有1000多名南京女同胞被逼充當了“慰安婦”。但因為屈辱的經歷不堪回首，盡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南京的慰安婦中，至今仍鮮有人公開提及那段噩夢般的過去。

　　口述：

　　“活證人”的悲傷控訴

　　雷桂英現住在南京湯山，昨天她拖著顫顫巍巍的身子，參加了南京民間抗戰史料館第二次學術沙龍，當天討論的主題正是“侵華日軍南京的慰安婦調查和研究”。老人現場控訴日軍暴行，悲傷的表情令人動容，陪同其參會的養子唐家國告訴記者：“老人積攢了一輩子的屈辱”。

　　據組織此次沙龍的南京民間抗戰史料館館長吳先斌介紹，這是雷桂英公布自己隱瞞了60多年的“慰安婦”身份之后，首度和如此多的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專家見面。“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是說當年日軍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缺少證據嗎，請看看中國還幸存著的慰安婦和專家們是怎么說的”，吳先斌頗為激動地說。

　　老人從9歲時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恐慌講起，詳細講述了12歲被騙進入南京的慰安所、慘遭日軍一年多蹂躪的前前后后，敘述中途老人幾度哽咽，揭露出的日軍暴行令人發指。

　　“您吃了很多苦啊”，昨天也來寧赴會的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訴訟團團長王選女士被其感動。她說，雷桂英老人的勇氣令人欽佩，她是日軍慰安婦制度南京受害者中目前唯一站出來指證的“活證據”。

　　調查：

　　南京慰安婦曾在千人以上

　　南京民間史學專家王炳毅多年來一直在南京自費進行慰安婦調查，目前一共接觸了60多個慰安婦，但費盡口舌只有20多人肯接受其采訪，無一例外附加的條件是不能公開發表。“我也理解她們，那段經歷實在不堪回首啊”。

　　南京師大從事慰安婦研究的經盛鴻教授昨天介紹，南京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形成地，也是國內可查的慰安婦遺址較多的城市。初步統計，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間，日軍在南京設立了不下于40家慰安所，保守計算，受其所害的南京女同胞至少在千人以上。

　　“1938年，日軍在南京藍旗街設立第一家慰安所，同批的還有位于現五臺山附近的‘利民慰安所’。”王炳毅通過自己多年的走訪，對南京當時的慰安所分布基本摸清。據其介紹，慰安婦的來源主要以強擄為主，對象是那些未來得及逃走的大中學生、難民營跑出的女子等等，受害者大概有200多人；1938年以后，日本海軍又在南京下關沿江一帶設立了“浪速樓”等多家慰安所，主要為日本海軍服務，南京浦口、蘇北農村女孩以及一些船民的女兒等，被日本人以“找勤雜工”等名義騙至慰安所，檢查下身體沒有傳染病之后，便被送入所中“軟禁”。“1938年前后這兩個階段，南京婦女們受到的傷害是最深的，其中不少不堪欺辱蹂躪被日軍當場殺害”，王炳毅告訴記者，1943年以后，隨著戰局的變化，這些慰安所甚至開始招募慰安婦，許諾以金錢、食宿等等，將不少家窮、饑餓的女孩子騙至慰安所。

　　呼吁：

　　“姐妹們”勇敢站出來

　　“屋子里就一張草席，幾個日本人將其按住輪奸，柔弱的賀小姐稍有反抗，幾人便將其活活捅死！”這是一個慰安婦向王炳毅講述的當年她目擊的一幕，這位賀小姐一開始是躲在難民營里的，聽見在家中的母親生病了，回家探望時被抓住，“和她們相比，我們幸運得多了”，這位不愿公開身份的朱姓慰安婦含淚告訴王炳毅。

　　因為當年的屈辱太深，南京的慰安婦中，除了去年鼓起勇氣站出作證的雷桂英外，至今沒有一個肯公開指證日軍當年的暴行。有專家表示，這其中也有現在對慰安婦關注的程度不夠有關，“人們更多地關注南京大屠殺，和其相比，罪惡的慰安婦制度沒有吸引到同等的注意力。”

　　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指出：“慰安婦制度是日軍暴行中很重要的一條，苦難的姐妹們的經歷更是一部血淚史。”另有專家呼吁，如今健在的慰安婦應該站出來，勇敢地指證日軍的暴行，“讓日本那些否認慰安婦的人士好好反省反省。”

　　上圖左起：南京慰安婦唯一的“活證人”雷桂英；南京民間史學專家王炳毅；南師大教授經盛鴻；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訴訟團團長王選。下右：亞洲面積最大、保存最為完整、6000多平方米的慰安所南京利濟巷2號。下左：新近被確認的侵華日軍慰安所之一的上海四川北路美楣里。 (谷岳飛 于惠通 樓定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