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珍老人從銀行監控錄像發現，取走兒子存款的一共三人，其中一個貌似兒子，便擔心失蹤的兒子遭到綁架，于是向警方報案，得到的答復是“不予立案”——

　　兒子失蹤

　　2007年6月6日，湖北十堰。

　　76歲的李玉珍佝僂著腰，滿頭白發，淚眼婆娑。“這是我一筆一筆寫下的幾十封求助信，請求有關部門幫我尋找兒子，可根本沒人搭理我。”

　　李玉珍是湖北省鄖縣教研室退休教師，兒子常向陽是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商用車公司質量部的一名工程師，2006年12月5日從鄖縣城關鎮老家出走。

　　38歲的常向陽是李玉珍唯一的兒子。1990年從湖北工學院畢業后，分配到東風汽車公司。“向陽所從事的工作是汽車質量檢測，日常的工作是下廠檢查，有時候被檢查的單位請他們吃酒席，有時還送‘紅包’，向陽看不慣，他回來常跟我說，這樣做，我們的汽車質量怎么能上得去？”

　　李玉珍說，“由于兒子和別人的檢查方法不同，可能違背了某些領導的意愿，影響了他和領導的關系，在工資調整中也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感到了很大的精神壓力。”2002年，常向陽被確診患上精神分裂癥。

　　李玉珍說，到2004年，常向陽三次犯病，兩次入院治療，病愈后回到公司上班。2005年夏天，兒子病情復發，他以要出國為由向公司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得知兒子在辦解除手續時，李玉珍急忙和東風公司聯系，“在我的阻止下，公司勉強暫緩解除合同事宜。”

　　2005年11月12日，常向陽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2006年3月出院。“出院后，向陽看到自己的工資長達6個月時間停發，還被要求盡快上班。作為一個需要緩解壓力的精神病人，向陽難以忍受精神刺激最終離家出走了。”老人一手抹淚，一手拿著兒子的照片對記者說。

　　李玉珍帶記者來到常向陽所住公司宿舍。那是一間大約20平方米的房間，屋內十分凌亂，桌子上落著厚厚的灰塵，屋內有一個用鐵皮搭建的小鐵屋。小鐵屋高約一米五，里面僅能放置一張床，鐵屋門口形如一個洞口，勉強一個人能屈身出入。李玉珍鉆進小鐵屋搬出一個大鐵盆，“里面還有8個！”看記者驚訝，她說，“這是向陽犯病后弄的，他總以為有人害他，還說水里有人下毒，買了好多礦泉水喝。”說著就從一個木柜里搬出一箱礦泉水給記者看。“哪里有人要下毒？分明是犯病了。”老人自言自語。

　　兒子被綁架了？

　　發現兒子出走，李玉珍當即向鄖縣警方報案，而警方告訴她：“只能備案，不立案。”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匆匆趕到十堰，與東風公司一起向派出所報案，“向陽出走時身上帶有身份證和存折，我們就想到查錢找人的辦法。”很快就在工商銀行東汽支行張灣分理處儲蓄所查到常向陽的三個存折，一個定期存折是常向陽出走當天取完并銷戶，另兩個是活期存折。

　　從此，李玉珍就注意向陽的存款動向，期待著能發現兒子的下落。2007年1月15日，她突然發現兒子的一個活期存折被人從張灣儲蓄所取走并銷戶，這個意外發現立即觸動她警覺的神經，她立即向十堰市公安局報案。“東岳公安分局(東風汽車公司保衛部)兩名刑警和我一起查看了銀行監控錄像。”

　　然而，銀行的監控錄像卻讓李玉珍從此陷入無限的恐慌和擔憂之中。

　　提起查看錄像的情景，老人記憶深刻：“2006年12月29日下午2點多，監視鏡頭里先出現一個男的，戴黑色鴨嘴帽，形似向陽，在柜臺前一閃而過，再未出現；第二個是女的，在柜臺前時間長，未取款；第三個戴棕色頭盔，數錢時間較長。這三個人一起取走常向陽的一筆存款，而且在取款單上簽上了‘常向陽’的名字。”

　　“你能確認所看到的嗎？”記者問。

　　“當然能，我親眼看了兩遍。因第一個人戴帽子不能確認就是常向陽，但個頭相近且貌似，我擔心兒子落入壞人之手。”淚水又一次淌過老人瘦削而蒼老的臉。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李玉珍在家里突然接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電話：“我拿起電話卻無人應答，只聽到人聲嘈雜，夾雜著打罵聲，‘他媽的，真頑固’，約有兩分鐘就斷了。”李玉珍說，那一刻嚇死她了。這個“奇怪電話”似乎印證了她的擔憂，“難道兒子遭到綁架？”她當即就向鄖縣110報警，而對方稱“無法監控那個電話號碼”。

　　2007年2月2日，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商用車公司質量部向李玉珍出示了一份取款說明，大意如下：常向陽2005年7月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申請后再未上班，因其未辦手續又聯系不上，質量部為其重新建立了臨時工資卡保管起來。常出走后，其家人要求補發其工資，質量部從臨時工資卡上取出9000多元存入其原工資卡。

　　也就說，取錢銷戶是東風公司所為，得知這一情況，李玉珍懸著的心才放下來，但也引起她的警覺：東風公司是不是和向陽一塊取的錢？取款單上的“常向陽”是不是兒子簽的？向陽會不會被綁架？種種推測和分析又一次讓她坐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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