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

　　他們男大當婚之時，正是打工潮滾滾而來之時。光棍們未曾想到他們踏在一個歷史的夾縫中。留下來，還是出門去，這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無論留下來，還是出門去，他們都將面臨一個婚姻窘境。

　　“我需要一個女人”

　　“你帶個女娃過來，1000塊錢。”可能是覺得錢太少，他又伸出3個指頭：“3000，怎么樣？”

　　貴州省貴陽市牌坊村原名牌方村，處在崇山峻嶺之中。2000年三村合并時，因為“土地多”，就在“方”字加了土旁，意為這里的村民世代以土地為生。

　　一條8.3公里的國家扶貧公路環山蜿蜒，串起數個漢、苗族寨子。8月2日，在回家的山路邊，張成梁喃喃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帶個女娃過來，1000塊錢。”可能是覺得錢太少，他又伸出3個指頭：“3000，怎么樣？”

　　36歲的張成梁有些禿頂，不時翻著白眼。“他腦筋失靈了，連123都數不清。”父親說。張成梁的邏輯思維天生有缺陷，但日常行為與常人無異，他這些直愣愣的話正說出了光棍們沉默的心事。

　　村里幾乎沒有適齡未婚女孩，在冊的60名其實早已“逃離”這里在外打工。相反，這個2249人、665戶的山村有282條光棍，約占男性總數的1 ／ 5。30歲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歲。這里的男女比例(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是134.7，遠高于全國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的106.3。

　　張成梁無法從事需要思考的農活，比如種田。白天他抽著煙桿在村民家里閑聊，有人開玩笑說他是“處男”，他便憤怒地瞪眼；晚上回到木頭房的閣樓上悶睡，房里除了撐著塑料膜“蚊帳”、鋪著稻草的床，以及堆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一無所有。

　　村里其他大部分光棍身體健康，而生活與張成梁如出一轍。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或外出打工，或種地，種植玉米、水稻、烤煙。

　　這不僅僅是牌坊村的故事。“全鄉8個行政村，光棍至少有一千五百多個，最多的村有三百多。”高寨鄉(下轄牌坊村)計生站干部楊紹倫說。他今年50歲，喪偶，有個5歲小孩，也找不到女人續弦：“我需要一個女人，50歲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

　　沒有老婆的四處討老婆

　　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說：“你太窮了。”他把氣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說：“窮你就走吧。”

　　除了偶爾有登記結婚的村干部，大部分村民在近兩年已看不到熱鬧的婚禮。村委會主任兼村支書楊學品把光棍問題歸咎于貧窮。全村面積23.11平方公里，幾乎全是山地，田地只占不到2%。去年人均純收入只有八百多元。

　　40歲以上的光棍有六十多個，他們是認命的一代。每當講起婆娘問題，都會心一笑，給出一個出奇一致的回答：“條件不好，找不到嘛。”

　　農閑時，董學魁獨自在家編著竹筐。他從不出遠門。平時，他自己做飯、洗衣服，腰間別著鑰匙，獨守空房。弟弟經常外出打工，在家也不愿意煮飯，他認為這是女人的活。兄弟兩個都是光棍。“在家里，他(指董學魁)就是女人，弟弟是男人。”一名村民打趣說。

　　董學魁靦腆地笑了。有時他會不經意地自嘲。家里養著幾十只雞，小雞總是想溜進屋里覓食，他“喝”一聲，把雞嚇出丈外，隨口扔出一句：“婆娘找不到，雞婆養了一堆。”

　　近幾年，40歲的董學魁每年都會有幾次相親，但都無功而返。現在，他已經對討老婆不抱希望，連相親都懶得去了。

　　他姐姐已經外嫁，兩個哥哥結婚后分家了。4年前父親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他和弟弟董學彪。兩人借錢在公路旁修了4間房的水泥平房，住在一起，比其他村民的茅草房、木房要顯得氣派。這使他有了“筑巢引鳳”的資本。

　　然而他依然找不到老婆。光棍們希望能生兒育女，但他們恰恰卡在尷尬的年齡段：年輕女孩外出打工，有更好的婚姻機會；中年寡婦或已結扎，或帶著子女，再生育的話，原本貧寒的光棍家庭無法承受多子女的生活重擔。

　　董學魁成了村里條件較好，但卻討不到老婆的“典型”。“條件好的女方看不起他。條件差的，他又看不起女方。”弟弟董學彪說。

　　董學魁的好條件其實僅限于現在。在1990年代，他跟其他光棍一樣過著窮日子。全家住在山坳里的木房，4年前倒塌了。耳聾的父親、生病的母親被看成是“累贅”。那時，兄弟倆并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

　　35歲的董學彪跟哥哥一樣，喜歡把夾克耷拉到胳膊上，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他同樣相親無數。二十多歲時，他第一次相親。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說：“你太窮了。”他把氣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說：“窮你就走吧。”

　　但隨著年齡增大，他變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了。半個月前，有個在江蘇打工的老鄉打電話，說要幫他介紹女朋友。他不假思索就坐上火車，來回花費兩千多元。結果是傳銷騙局，他又狼狽地逃了回來。

　　更早的時候，有3名外地人開車到另一個寨子里，邊拍照邊散發招工傳單，附帶一個更誘人的條件：介紹對象。話一傳開就變成“外地人帶女人來了”，全寨都轟動了。

　　7月31日，三五村民在董家閑聊，董學彪感慨這個社會騙術太多了。“他是想女人想瘋了。”一個村民說。董學彪訕笑著，手里正在編織哥哥未完成的竹筐。忽然他把竹筐一扔，長伸一個懶腰，“太累啦！”他悶吼了一句。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沒有尋思再“騙婚”，只是念叨著：“啥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啊？”

　　“沒有老婆的四處討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丑事”有時候讓村委會主任楊學品“羞于啟齒”。

　　村里的光棍數據沒有包含另一個群體：老婆“偷跑”的單身漢。數量不得而知，但每每問及，任何一個村民都能掰著指頭數出幾個來，連帶一聲嘆息：“娃兒都生了。”

　　44歲的董學奎還保存著結婚證，黑白雙人照掛在墻上的鏡框里。“她肯定又結婚了。”當著11歲兒子的面，他粗著嗓門說。他母親跟孫子打趣：“帶你去找媽媽，好不好？”兒子別過臉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貓打翻在地。

　　1996年，老婆丟下8個月大的兒子，不辭而別，至今杳無音訊。說起來，這老婆也是他僥幸“騙”來的。

　　十多歲時，他便開始相親，但沒有哪個本村女孩看上他。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有7口人，一個弟弟臥病在床。有親戚指點他：“到更窮的地方去找。”31歲時，他漫無目的地去到縣城汽車站，一個“生意人”搭訕說畢節地區黔西縣可以做藥材生意，他就跟著去了。

　　后來董學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販子，便撇開他自己找對象。經熟人介紹，在一個滿山都是石頭的村里，他認識了一個17歲的農村女孩，“我哄她，說我們這里經濟比她們好，我在外地打工，家里有錢。”女孩相信了，帶著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學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來親戚家的木房，說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里。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后，董學奎就換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識到被騙了，但木已成舟。她沒有路費回家，當時也沒有電話。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吵嘴成了家常便飯。

　　結婚兩年后，老婆的父母過來看她，她沒有揭董學奎的老底。后來說要回家過節，跟著父母走了。一直不見老婆回家，董學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說“要回來就回來吧”，但一到黔西縣城，她便“走丟”了。

　　董學奎又去找過老婆家、村干部、縣政府，但都沒有辦法。一晃11年，家里父親、弟弟陸續去世，3個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沒有尋思再“騙婚”，只是念叨著：“啥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啊？”

　　沒有人嘲笑他。“這種事情不稀罕。”37歲的董學普說。他是董學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騙了，只好去外面騙。”9年前，他們夫妻一起到貴陽賣菜，準備還清結婚時三千多元的借款。過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丟下兩個孩子，最小的才1歲多。

　　這表兄弟算是“幸運”的。陳老二在10年前花了3000元買了一個外地老婆，不到幾天便“失蹤”了。談及此事，陳老二悶頭整理剛剛摘下的煙葉，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守住了土地，娶不到老婆

　　張永蘭臨走時，慫恿六哥張永華一起去。但張永華的回答讓她至今都記憶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幾年始終是要回來的，那還不是要種田？”

　　老一輩家中常有四五個子女，兒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兒卻遠嫁他鄉，幾乎沒有哪個女孩愿意留守這一片土地。村里的新生代在減少，去年村里新生嬰兒只有6個。

　　這幾天，張永蘭帶著11歲的女兒回家探親。女兒不會講貴州話，第一次騎牛，嚇得用紹興話大喊：“快點！我要摔下來了！”張永蘭大概一年回家一次，“還是家鄉好。夏天忙一點，冬天就閑了，就可以去旅游。”

　　不過，如果讓她再選擇一次，她說她依然會義無反顧地離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現在30歲以上光棍的婚娶時期，他們的婚姻大事夾雜在滾滾而來的打工潮中。問題在于，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愿意守在家中。

　　早幾年，村里大批女孩已經離家打工。老一輩固守鄉土的傳統開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識在抵抗這種本分思想。

　　1995年，20歲出頭的張永蘭準備到浙江紹興打工。父親不同意，說“女娃大了就嫁人”，連到手的車費又被父親要回去。張永蘭比父親還倔，她帶著90元私房錢，偷偷溜走了。

　　“我們就想要賺錢，將來結婚才能用。”經濟上的獨立讓她們對婚姻有了更多的選擇。后來她嫁在了紹興，如今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當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攔住了，陳妹(化名)是其中之一。當記者看到她時，她正抱著一捆毛豆上坡。她說“不后悔”，婆家雖然窮，但好在丈夫對她很好。當年，她連衣服都備好了，卻無法踏出家門，上街也被父親派人盯著。接著，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開始之時，男人們不愿意離開土地。張永蘭臨走時，慫恿六哥張永華一起去。但張永華的回答讓她至今都記憶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幾年始終是要回來的，那還不是要種田？”

　　張永華家頭屋(相當于客廳)的墻上貼著“祖德流芳”，下面是“張氏堂上歷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面的墻上是“金玉滿堂”，貼著對聯：土中生白銀，地內出黃金。“這是一個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張永華說。無論是茅草房、木房，還是水泥平房，村民在頭屋都供著祭祖的牌位。

　　這代表了牌坊村兩個傳統：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里一直流傳著習俗：結婚的兒子分家出去，光棍跟著父母住。年邁的父母經常被笑稱是“家庭負擔”，但沒有一個光棍選擇背棄父母。

　　1990年代日漸成型的光棍們，未曾想到他們正踏入一個歷史的夾縫中。留下來，還是出門去，這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無論留下來，還是出門去，他們都將面臨婚姻窘境。

　　留下，周圍的適婚女子越來越少，因為她們一個個熱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們在婚姻市場中更處于劣勢——按照一種叫做“甲女丁男”的樸實的婚姻遷徙鏈條，女人總是會尋找高一層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國近20年的人口流動中，從鄉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邊找到高一層次的男子。從鄉村走出去的男子卻不容易遇見比自己還低一層次的女人。因為在城市里，他們徹底處在社會的最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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