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中央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權力制約的重要制度，其中關鍵的有兩項：一項是干部收入申報制度，另一項是年終考核制度。然而，這些年來的實踐表明，幾乎沒有一起重大的腐敗犯罪案件是通過這兩項制度發現的。(《檢察日報》11月13日)

　　凡是在反腐敗一線工作過的人都有這種感慨——總是缺少案件線索。不僅沒有人提供線索，而且很多人對反腐敗諱莫如深。

　　如果你從事反腐工作，就會感覺到，朋友疏遠了，即使有交往，說話也很謹慎。他們擔心說漏了嘴，被紀檢工作者掌握后去查案，到時別人就會懷疑是他舉報的！領導可能因此給他“上眼藥”“穿小鞋”，不僅難以處理與同事的關系，而且對他“成長”也不利。無形中，人們趨利不愿多事的心理，把反腐人士與腐敗分子隔離了，得不到一點信息。

　　其二，腐敗分子已經形成一個“勢力圈”，信息不會輕易透露出去。如今，腐敗分子不再是“單干戶”，往往有一條線，或者有一個圈，結成了一個“小團伙”。如果是一條線上的問題，更加復雜，因為可能涉及幾個層級，這樣就超出了管轄權，不能再辦下去了。向上級匯報？通不過，因為，在項目和資金不得不“跑”的體制前提下，牽一發而動全身，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影響本地區的發展，有關領導不會同意上報。

　　其三，腐敗的主體是黨員干部，財產申報制度是自主申報，而且又是內部監督制度，很不完善。如果一把手不堅決執行這一制度，下面的人也就會順著前面的烏龜爬，好制度成了擺設，沒有執行力，也起不到監督效果。至于年終考核制度，更是一種自查自糾式的考核方式，自己寫總結，有關部門領導按程序審批一下，就裝進檔案了。這樣軟弱無力的考核，誰會把自己的肚皮露出來讓別人看？

　　因此，反腐敗的困境就在于，監督者的人事權和監督終極處理權在被監督者手里，換言之，監督的終極權力不是由制度決定，而是由人來決定，因而，被監督者可以要你監督，也可不要你監督。這就是為什么個別地方的反腐敗總給人一種摻和著權力斗爭的色彩，讓人捉摸不透。反腐敗之所以成了一種困局，根本原因就在于，內部權力監督對監督權力的弱化。(王捷）